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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的陌生人
作者：伊斯特万．迪亚克
凯尔泰斯 · 伊姆雷的重要著作有《无命运的人生》（本刊2003年第1期介绍时译作《无形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已出版中译本）、《寻路人》、《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等四部小说，以及近年出版的文集《苦役日记》。他曾荣获过包括德国布兰登堡文学奖、莱比锡书展大奖以及匈牙利柯苏特奖等在内的多项国际、国内文学大奖。除了家乡匈牙利，凯尔泰斯 · 伊姆雷的作品在德国、法国和北欧国家也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英语系国家，阅读凯尔泰斯 · 伊姆雷作品的人并不多。
凯尔泰斯的作品坚定不移地持续着自我的生活与思考模式，这在一个个体屈从于社会的大时代中颇为难得，而这也恰恰成为了凯尔泰斯日后创作的一大基调。虽然困难重重，凯尔泰斯却拒绝一切让步，他也曾表示希望读者放下一切包袱，去尽情地享受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个性思考。
《无命运的人生》的主人公是一个14岁的犹太少年乔治 · 卡维。他以一种特有的、犹疑而迂曲的方式讲述了1944年春他的家庭送父亲去劳动集中营，两个月后他本人在上班途中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转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从那里去了蔡茨集中营，后来被遣送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于1945年春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的故事。
伊斯特万· 迪亚克（István Deák）是美国历史学教授，曾任教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诸多名校，在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历史方面具有相当造诣，更是二战时期欧洲史的研究权威，本文可以说是用一位历史学家的全新视角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的评价。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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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6月底，14岁的凯尔泰斯 · 伊姆雷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过和其后发生的故事成为《无命运的人生》的题材。这本了不起的小说为他赢得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作为居住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凯尔泰斯 · 伊姆雷本可以逃过降临到匈牙利农村50万犹太同胞的厄运。
1944年3月，德军入侵匈牙利，下令重组匈牙利政府，但摄政的米克拉斯 · 贺西上将①仍然被保留。短短几个月内，匈牙利新的亲纳粹政府就疯狂地围捕了首都以外几乎所有的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并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尽管其中许多人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惨遭杀害，但18岁到48岁的犹太男子因为在匈牙利军队里服劳役而得以幸存）。然而当阿道夫 · 艾希曼②和匈牙利政府打算驱逐布达佩斯的20万犹太人时，一向合作的贺西上将却出人意料地利用手中的摄政权否决了他们的计划。他为什么这么做尚不得而知，不知是因为良心发现，还是因为盟军正从诺曼底登陆，或是因为害怕战后被惩罚，或是出于对首都那些基本上已经同化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的同情，不管这种同情多么有限，还是因为盟军即将炮袭首都，或者因为来自罗斯福总统、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及其他外国政治家的强烈抗议。
不管何种原因，贺西上将对血洗匈牙利的犹太人兴趣日减，这惹怒了匈牙利一些激进的右翼领导人。内政部副部长拉兹罗 · 贝基与匈牙利宪兵队里狂热的反犹军官合谋，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将围困农村的数千名宪兵调进首都，想把犹太人驱逐出去。但贺西上将担心宪兵会借机赶他下台，所以他用自身很高的威望和仓促纠集起来的武装部队，说服宪兵撤离了首都。结果，该市的犹太人至少在同年10月纳粹武力夺取政权之前逃过一劫。这样一来，贺西这个公然反犹的政客，运用武力威胁防止了“他的”多数犹太人免于驱逐，这是大屠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
有些犹太人则没那么幸运，其中就有凯尔泰斯 · 伊姆雷和他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虚构的主人公乔治 · 卡维。6月底，凯尔泰斯，一个布达佩斯富商的儿子，在城郊结合部的拉网式抓捕中被捕。一个貌似和善的警察对他手持的有效工作证件视而不见，把他交给了残忍的宪兵。几天后，他与几个年轻人一起，乘坐牛车，踏上了去奥斯威辛的路。凯尔泰斯无法像以前那样过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了，而这恰恰激发了他写出这本辛辣的嘲讽小说。
乔治 · 卡维是个天真、善良、乐观的男孩，一个乐天派的现代老实人③，面对着地狱般的世界仍然充满信心，不失幽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并没有妨碍他在回到布达佩斯后仍然对集中营里的生活怀有“想家”般的感觉。
卡维最初还以为奥斯威辛是由让人羡慕和嫉妒的德国人创立的童子军营地。他这种想法让读者觉得很做作，与通常关于大屠杀④的令人发指的描写不相吻合。但是，凯尔泰斯对年轻主人公的坦率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让人觉得可信，表达了缺乏先知或后见的人对生活的感受与观察。凯尔泰斯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说：“在我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不是以过去时存在的。”在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无命运的人生》为一部杰出的作品之前，这部小说已拥有好几百万读者，尤其在瑞典、丹麦、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而在美国，《无命运的人生》和它的作者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即使在匈牙利，这部小说在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算不上特别成功——小说虽获好评但并不畅销。
就像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一样，有一个问题贯穿于《无命运的人生》，即为什么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不为集中营里的其他犹太人所接受，却被迫背负犹太人的痛苦命运。直至20世纪90年代，凯尔泰斯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是犹太人，但却像犹太人一样被迫害。”他也自问，为什么其他匈牙利人会排斥他，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在家的感觉？尽管如此，他拒绝寻找新的身份、新的地方去生活。几十年来，作为匈牙利作家，他感到别人对他颇不以为然，不断质疑自己的文学才华。他写过关于恩斯特 · 布洛奇、卡尔 · 雅斯培这些现代哲学家的学术评论，也就欧洲文化发表过真知灼见。然而，他承认，他的思想和写作无法脱离他的祖国匈牙利，更无法脱离他在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
反犹太人法律一个接着一个出台，无数的匈牙利人迫不及待地血洗犹太人，而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大多已被迫害致死，现在很难回忆起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男孩当时感到自己变得多么世俗化，在多大程度上被匈牙利社会所同化。卡维和像他一样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犹太信仰的”匈牙利人，更常常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所有关于大屠杀的照片中，对我来说最具有控诉性的是一对匈牙利年轻兄弟的那一张，他们戴着爱国的匈牙利校帽，穿着外套，站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①之间的铁路站台上，让人心酸。谁都知道，几小时过后这两个男孩就会被毒气杀死。
当乔治 · 卡维乘坐的车厢到达德军占领的波兰边境时，一个匈牙利宪兵出现了，他要没收这些连气都快透不过来的乘客们偷偷藏起来的珠宝、金子和钱：
“伙计们，”他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到了匈牙利的边境了。”他想乘机说服我们……他认为，我们要去的地方用不到这些东西……德国人会把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夺走……为什么不让这些东西最后留在匈牙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手里呢？
这个宪兵的劝说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因为车厢里的囚犯要求先把水给他们——拿到水他们才会放弃手里的金银财宝。宪兵不答应。“不管怎么说，你们仍然是匈牙利人，”他说。
最后，狂怒的匈牙利宪兵说：“你们这些浑身发臭的犹太人，连最神圣的事都要拿来做交易！”他又咒骂道，声音里充满着愤怒和憎恨：“那你们就渴死吧！”
到达奥斯威辛后，卡维和一起来的孩子们断定那些穿着格子衣服、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是被派来为他们服务的犯人。他们帮孩子们把行李从火车上拿下来，告诉他们朝斜坡的另一头走。
我发现，他们看到我们这些男孩时，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们立刻开始交头接耳……就在那时，我惊讶地发现，犹太人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只有一种语言，也就是希伯来语。我慢慢猜出，他们是在问：“你们会依地语吗？”我和那些男孩都说：“不会。”我注意到这个回答并没让他们特别开心。然后，我凭借对德语的了解，一眼就看出，他们对我们的年龄很感兴趣。我们说：“14岁，15岁。”……他们立刻用手、头和整个身体表示反对。“16岁，”他们纷纷轻声说，“16岁。”……我打趣般地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好吧，那我就16岁吧。”……每个人都得干活；不许说累，不许生病。
大多数男孩一下子长成了16岁，侥幸逃过了被选进毒气室的厄运。
即使在奥斯威辛，还是有很多匈牙利犹太人仍然信任讲求秩序、举止得体的德国人。一名前匈牙利军官尤其信任德国卫兵，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一战时他“曾经跟德国同志在前线并肩作战”。凯尔泰斯对他在奥斯威辛度过的第一天的描写让读者感到他的描述是他亲身经历的，让人不寒而栗，只有普利摩 · 利维斯在小说《奥斯威辛生还》中对那儿生活的回忆比他写得好。就在几天前，卡维和一起来的男孩们还在担心学校的功课；刚到奥斯威辛的那天，开始时，他们表现得就像学校的好学生，竭力服从新主人，为自己的体力而自豪，拿那些得不到德国人尊重的同伴开玩笑。但是，就在同一天结束时，乔治 · 卡维已经明白，附近烟囱里的烟和发出的臭味是怎么回事了：
我记得[我们的]校长说过的一句话……我想起他在讲话结束时引用古代一位哲人的话说：“我们学习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生活。”但是，我认为，如果他们把一切公开、诚实地解释清楚的话，我们将会研究奥斯威辛。在学校的四年里，我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当然，我意识到，那将会非常令人尴尬；我认为这并不属于我们所受的普通教育①的一部分。
卡维在奥斯威辛只待了三天；先被带到布痕瓦尔德②，然后又到蔡茨③，卡维认为蔡茨“地方不大、贫穷而又偏僻，可以说是个土得掉渣的集中营”。之后卡维又被带回到布痕瓦尔德。卡维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他和其他同化了的匈牙利人在“真正”的犹太人中间多么孤立。三个打算越狱的犯人被绞死在集中营里，而当犯人们自然地用依地语吟唱珈底什④时，他却没法和他们一起唱。集中营里来自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省和匈牙利东北部的“犹太商人”卖衣服、药品和其他东西；当卡维拿出湿漉漉的肥皂和几块面包想与他们交换东西时，他们几乎看也不看他一眼，不理睬他的任何讨好他们的举动，因为卡维不会说依地语：“你不是犹太人，你是个异教徒……那种感觉很奇怪，因为我毕竟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中的一员。”
在纳粹党卫军，小组的头头，管理犯人的犯人，工头，与卡维有相同遭遇的人中，几乎没人同情他，即使他正慢慢饿死，伤腿上化脓的肌肉里满是虱子：
……我从没捉住过跳蚤。跳蚤吃得比我好，所以动作比我快得多。我很容易捉住虱子，但那有什么意义呢？虱子骚扰我时，我的拇指甲从背上紧绷的衬衫上慢慢地掠过，我知道复仇的话可以让多少虱子送命。凭借清楚的噗噗声，我享受到毁灭它们而带来的乐趣。一会儿过后，我在同样的地方重复这一过程，结果也一样。它们成群结队，我身体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都是。我那顶绿色帽子上满是虱子，变成灰色了，它们嗡嗡作响，帽子也跟着颤动。不过，我感到屁股上痒得很难受，解下纸绷带，看到它们已经在我的肉上，咬着我的伤口，这时我还是大吃一惊。
我想把它们从绷带上抖下去，彻底摆脱它们，至少把屁股上的虱子除掉，把它们挖出来，至少强迫它们耐心点，等一等。但是，我得承认，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的了，再没有什么比它们的抵抗更顽强的了。最后我投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贪婪地、急切地咬，有滋有味，毫不掩饰自己多么快乐：就好像我隐约知道这一切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当回想起它们的行为时，我在某种程度认为它们是可以理解的。最后，我倒心平气和了；不再讨厌它们了。我还是没法开心，有点沮丧和伤心，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并不生气，或者说，我只是出于本性而有点生气而已。不管怎么样，我很快就把伤口包好，不再与它们较量。我对它们听之任之。
与其他地方一样，卡维的叙述近似幻觉。最后，他被当作死人，与别的死人一块儿被扔到布痕瓦尔德冰冷的人行道上。正如凯尔泰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醒听众时所说的那样，布痕瓦尔德纪念中心的馆长送给他一份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犯人情况的日常报告。报告说：“凯尔泰斯 · 伊姆雷，64921号犯人，工厂劳工，生于1927年，属于消耗之列。”也就是说，凯尔泰斯 · 伊姆雷已死。关于他的职业和出生年月（应该是1929年）以及他生死的说明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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