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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战后派
作者：李德纯
一
战争期间的所谓“报国文学”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以某种政治功利为原动力，并以最大的政治功利为追求目标的。战后派与此形逆，在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热情呼唤中，对已僵化了的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以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体现了文学真实生命的复归。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野火》（1948），描绘了日军在菲律宾战场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的散兵游勇，弹尽粮绝，自相残杀，吃自己同类身上肉的惨烈、赤裸、丑陋，着重刻画日军在无秩序境况下集体行为的残忍，令世人惊骇。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1963）中，中士川边染上性病久治不愈，听说有喝人骨磨成的粉末可以痊愈的偏方，遂掘墓挖出半年前处决的中国俘虏的头盖骨，将其敲成碎片调作羹汤一饮而尽。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人性的丑恶和残忍，可以从残暴凶恶却已穷途末路的日军中找到事实的出处，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却被别有用心地遮掩和修饰起来，而战后派则把我们拉回残酷真相的面前。它在小说中并非自然主义的展览，而是一个写实的象征，不禁令人想起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话：“我将引导你经历永劫之邦，在那里你可以听见绝望的呼声，看见受苦的幽灵。”小说中的日军看来似乎并不缺乏血肉，缺乏的是灵魂。
从年代久远的幕府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它的文化一贯重总体而轻个体：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卑微而不足道。个体的价值、独立的人格横遭践踏，突出地表现在压抑个人创造生活和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和对生命的漠视。野间宏的代表作《真空地带》（19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刻画了非人境况促成的军队痈疽。那里是密不透风的封闭的禁区，是没有一点人类空气的“真空地带”，而人的天性又不容有真空，这才是作家灵魂深处的呼唤。由于作家认真地表现了日本士兵几十年来沉浮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命运遭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那场对外侵略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了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从而使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同代人得以对时代、社会和人生进行认真反思和严肃思考，使人们回顾那些早已落下帷幕、不堪回首却又必须正视的人间悲剧。就是这样，《真空地带》把历史哲学的雄辩文学镶嵌进残酷战争的滚滚铁流，把笔尖指向了旧军队的更深层次，把它的真实面貌和深邃内涵揭示出来，使作品走向了深化。
梅崎春生的《太阳深处》（1947）着力于在深度中求创造的独立指向，刻画非人境况促成的扭曲心理和畸形关系，对存在于黑暗如牢狱、腥秽如屠场的法西斯军队濒临疯狂的非理性兽类欲念的揭露纤毫毕见。诚然，处于野蛮、愚昧、麻木状态下的群体，难以构成悲剧的表现对象，难以超越悲剧世界所苛求的对价值的觉醒，而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的主人公矢木城介，也是在劫难逃，服毒自杀，离开了这个为战争所摧残的邪恶世界。一种生命意识所产生的震撼力是生命艳丽的流苏，表达了对美丽生命过早凋谢的惋惜，和对摧残生命的罪恶战争的控诉。生命的代价所滋生的坚强，是与死亡对抗而激发的正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8），虽写了普通士兵被美军俘虏后的沮丧，却也针砭了长期禁锢日本民族魂的武士道“杀身成仁”的愚民政策。人的个性生命被禁锢到了窒息的极端地步，就必然导致反面——人的个性生命对高度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法西斯政治的反抗，给昏睡于蒙昧状态的士兵带来刺戟。矢木城介和《俘虏记》中的“我”，是两个颠覆了军国主义惯有思维的士兵形象。
力图使作品能更好地反映历史事实和真实的战争场面，暴露日军军事失利的真实一面，也是战后派所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梅崎春生以《樱岛》问世为契机，连续发表《太阳深处》、《B岛风物志》（1948）、《激烈摇摆的风筝》以及《幻化》等系列战争题材小说，通过普通士兵的眼睛，近距离地描写了军国主义危厄迹象已彰的现实，和士兵在战争绝境中求生的欲望及其最后的破灭。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依赖戏剧悬念、感情纠葛来取悦读者，而撷取军营中带有本质意义的素材，经过构思和艺术点化，提炼人生社会和历史悲剧的主题。《樱岛》以日本投降前夕九州南端的海军基地樱岛为舞台，勾勒了几名通信兵面对战局的内心骚动，把他们的惶恐不安的内在感情形神兼备地表现出来。《太阳深处》再现了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和理解的1945年风声鹤唳的春夏之交，如惊弓之鸟的日本人所受到的震惊和随之而产生的绝望。作家根据创作上的需要，有时也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揭露了战争中的种种荒谬现实。《樱岛》中的边防哨所，竟把远处压境而来的虫群，当成是奔驰驶来的三千艘美国军舰，吓得魂飞魄散，竟至于发出警报。这绝不是漫不经心的偶然之笔，而是艺术地再现了军国主义日暮途穷、草木皆兵的惶恐心理。文学的生动魅力又一次在遣词造句之外弥漫出来。
战争结束后，能够享受民主与和平的平民百姓，在享受这种恩惠以前，却必须为民主与和平付出代价备受煎熬。战后初期，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理顺。尤其是旧军人在战后社会转型期，对行为目标和生活抉择产生的迷惘，始终是战后派作家伏案走笔的一个重心。一位哲学家告诫人们：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威胁我们的也许不再是野兽、巨石和洪水，而是某种心理上的暴力。在野间宏的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1947）中，留给死里逃生幸存的旧军人的是残酷的死亡梦魇。主人公北山年夫是刚刚从东南亚战场复员归国的普通士兵，当他同丈夫命殒战场的堀川仓子交往时，从她脸上一块红斑，联想到东南亚战场上的红月亮，从而回忆起红月亮映照下的一次夜行军。二等兵中川筋疲力尽，奄奄一息向北山求援，而北山只顾自己活命，以致中川死在半路，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通过他对战前情感的逆向流动，以及内心世界时起时伏的反省、追悔和迷惘，小说折光地表现出了那场侵略战争是如何地使一个普通士兵经历了严酷的心理厮杀过程。战场上的硝烟和行军疲惫造成的肉体痛苦，与这种痛彻心扉的记忆和感受的酸楚是无法相比的。道德上的矛盾冲突，通常以最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需要在须臾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当北山向堀川仓子表示结束爱情交往的一刹那，堀川疑惑惆怅，而北山即将走出隐私，却也没有大松一口气的感觉，反而增添了一分沉重。这时，作品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刻画的是剧变时代里正在剧变的人，把对战后生活的描写和对历史的反思熔于一炉，具有较强的历史穿透力，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很深广。像北山这类旧军人，在战后历史转形期，需要有一个从心理上真正认可的漫长过程。他只有认可了自我，并从此重新回到社会发现自己的价值，才能同自己的过去告别，那颗漂泊的心才能找到停泊的港湾。经过时间的磨砺，长长的路还得要北山自己去走。
梅崎春生的《幻化》则用一种近乎荒谬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在战争中的异化，具有一种较强的讽刺力量。小说主人公在激烈变化的战后生活中，不仅没有获得新的生活的平衡，反而从战前的精神不平衡走向另一个不平衡，变成了精神病患者。那个暗无天日时代人们备受压抑的心灵经历着蜕变的痛苦和选择的困惑，这个短篇所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作品的时代感较强，时间和心灵的跨度也较长，故事情节从战后回溯到战前，把跨越两个不同时代的横断面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一代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一代返归故土的旧军人，自自然然地在寻找自己生命的归宿，却在思想和感情上陷入某种迷惘和失落，实际上是时代在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的心灵映像。在《幻化》所交织出的现实与回忆中，人们看到的不止是对生活时空的拓展，更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心态历程，并令人体味到人类在探索自身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实在是既无奈又悲壮。
二
战后初期西方现代派对日本文学发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经过演化、递进以及融汇，缩短了历史造成的距离。在文学的现代更新中，作品的形式风格趋于多样，艺术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呈现出从模仿迈向创造、从学语趋向表达、从个性探索汇集成群体特色等特点。刻板和僵硬曾经造成定则，因而冲破这一定则乃是最佳选择。敢于打破才能确立，战后派大胆吸纳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形体和精华，却在内涵上溶入了日本民族的生活情趣和文化面貌，找到了创作与个人心理的契合点。内在冲动和作品形式互为因果，在先锋与传统之间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取舍。高明的借鉴、继承是扬长，艺术的升华在创新。就小说的形式和技巧而言，野间宏、梅崎春生和中村真一郎，大多借鉴意识流手法，表现生与死、存在和丧失，以深邃的哲学思想直接探入人物的心灵和感情世界，展现了作者对历史、道德、爱情的思索。但也必须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意识流在日本一直处于萌芽与草创阶段。作家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但作家相对稀少，作品集中于少数几个人身上。
野间宏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中的主人公木谷的命运，关系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作品的思想深度。作家变换角度，从木谷的心理变化入笔，描写其由疑惑、愤慨到接受现实，以致灵魂渐形沉落的过程。这部作品不仅表现生活的视角独特，也展示了人物不寻常的命运和复杂的情感世界。《阴暗的图画》（1946）尽管没有什么复杂的纠葛和冲突，也没有一个集中完整的故事情节，但作家并未着意于表面的故事情节层次，而把笔触深入于人物的心理层次，写出了心理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京都大学几名进步学生给人留下的就不只是一缕说不清的怨苦，也使作品显得沉实、深刻，使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和立体化。《脸上的红月亮》着重刻画了人物精神世界，写出了站在时代交汇点上的旧军人的灵魂搏斗和心理变化。这种心理上的冲突，隐伏着时代变迁的明显轨迹，这就使得作品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现在与过去在时光中交替出现，其中的时差记忆是意识流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时差，却也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初具影响和大具影响之间的时差。小说多层次地展现出时代和人物的复杂性，刻画了那场战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挖掘了那段历史给人们精神所留下的负担。
中村真一郎从作品基调、表现手法到谋篇布局均受意识流启发。他的长篇小说《在死亡的阴影下》（1946），以上流社会的沙龙生活为素材，尝试以主观心理描写作为叙事方式，着意描写人物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情节散漫随意，充分体现出收放自如、铺张和节制并行不悖的笔力，以表现病态的战时都市生活。同时，他突破了物理时间的不可逆反性，把战时和战后生活呈共时态地平行交错，想象、现实、回忆交织，抒发了对敌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排遣的怅惘。在具体场面和人物描写中，又注意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映照渗透，东鳞西爪，甚至先谱尾声，后奏序曲，全无逻辑，似乎对他塑造的人物恪守中立，是一种潜伏于意识之下的情绪象征或体现。在结构上运用大跨度时空自由转换手法，不仅透视昨天，而且还通过对现实的观照，把今昔融合起来，形成特殊的回忆方式。人物、事件退居次要地位，情节主线消失，也没有强烈的假定性，人物行动随情感变化而自由进出，时空关系听凭人物情感而任意组接，是生活自身的流动与发展。为了获取叙述文体的独异感，他常以套层结构方式叠印青少年时的视角，抒发主人公对已逝岁月、故旧以及爱情的怀念，从而遗下自己在漫长人生路途上真实的足音和凝重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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