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哥伦比亚现代美术大师波特罗
作者：欧阳英
跨进艺术成熟期以后，波特罗的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描绘日常生活情景和人物形象的绘画，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无题》（1978年）、《情人》（1982年）、《拖走公牛》（1984年）、《斗牛士》（1985年）、《玩牌者》（1986年）、《四位音乐家》（1987年）、《街道》（1987年）、《晚餐》（1987年）、《游击队员》（1988年）、《阿曼达 · 拉米雷斯一家》（1988年）、《擦鞋》（1989年）、《湖边漫步》（1989年）、《总统与第一夫人》（1989年）等众多作品，广泛反映了哥伦比亚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里有对社会矛盾的揭示，有对大人物的戏谑，但更多的是对哥伦比亚百姓深情的关注，以及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态度。尽管选择的题材并不相同，但运用的手法是一致的，不论是人是物，出现在画面上的永远是那种滚圆饱满的形状和那种纪念性的视觉效果。以《野餐》（1989年）为例，人头、食品、筐、瓶等全都向着“肥胖”靠拢，它们在金字塔形构图框架下，均衡对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气势。
恰如这幅画显示的，波特罗迷恋那种充满了生机的尽情生长的事物。他的静物画和风景画对此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花瓶》（1876年）、《梨》（1978年）、《树》（1980年）、《院子》（1982年）、《吉他与椅子》（1983年）、《静物》（1990年）等作品均各有特色，而在波特罗最杰出的静物画《橙子》（1977年）上，这些特色又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它的美、它的力量是一目了然的，无须再费口舌分析。
除了以上几类绘画，波特罗还创作过一些历史、神话和宗教题材的作品。《新生儿》（1975年）、《基督》（1976年）、《地狱》（1978年），《大天使加百列》（1986年）、《维纳斯》（1989年）、《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访问麦德林》（1990年）可以作为他这些更富想象的绘画的范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与波特罗创造性地仿历代大师之作的实践更接近。
波特罗是以画家兼雕塑家的身份知名于世的，不接触他的雕塑，显然无法全面认识这位美术家的成就。波特罗在其画艺臻于成熟之际着手雕塑，这使他的雕塑很快就显示自身的特色，而这特色应当说与其绘画本质上是一致的。
《静物》（1976—1977年）和《花束》（1977—1978年）属于波特罗早期的雕塑。塑造物品，是20世纪雕塑家乐于从事的雕塑实践，而从这里入手，应当看成是波特罗关注当代雕塑的一种表现。这样的兴趣在此后创作的一些作品中仍然有所反映，如《有水果的静物》（1981年）、《带吉他的静物》（1989年）。但波特罗并没有像20世纪下半叶欧美一些颇富盛名的雕塑家那样把物品（或抽象的形状）当成创作的重点。就连他那批有趣的动物雕塑，如《猫》（1984年）和《鸟》（1992年），也不是重点。
一如其绘画，波特罗的雕塑创作是围绕着人展开的。《骑马男子》（1984年）、《罗马士兵》（1985年）、《头部》（1989年）、《男子躯干》（1992年）、《左手》（1992年）应当说都是优秀的雕塑。不过波特罗最具代表性的佳作，还得数那些女裸体雕塑。《手持雪茄烟的女人》（1987年）、《母性》（1989年）、《坐着的女人》（1991年）、《平躺的女人》（1993年）、《入睡的维纳斯》（1994年）、《趴着的女人与水果》（1996年）等雕塑，共同确立起波特罗女裸体雕像的品格。看一眼《夏娃》（1990年），就能对它们的特点有真切的感受。如此体积、如此比例的女裸体巨像在美术史上是罕见的。在这里，体现在波特罗绘画中的反优美倾向，又一次获得动人的艺术效果。善于联想的人，或许会把它的表现力与原始美术的不朽之作《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做个比较。人们在日常生活说到的漂亮或美与艺术的美是两回事，波特罗的女裸体像再度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间，波特罗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欧洲、美洲、亚洲的不少大都市相继举办波特罗的绘画或雕塑展，这类展览往往是当地文化的盛事。例如，1992年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展出了他的三十二件纪念性雕塑之际，希拉克就到场指出：“波特罗实际是既有差别又互为补充的两个大陆的纽带，是两个世界，即西方大师的世界与拉丁美洲传统的世界的纽带。”与艺术上成功相伴的，还有商业上的成功，他的绘画受到收藏家的追捧，他的雕塑竖立在许多城市的广场上。当然，这期间也有着他个人生活的变化，如离婚、再婚、丧子等。
进入新世纪，波特罗仍然在向世人推出新作。描绘哥伦比亚现实生活中的恐怖与暴行，成为这位老画家全力倾注的艺术实践。《屠杀》（2000年）、《哥伦比亚的屠杀》、《绑架》（2002年）、《乞求》（2003年）、《流离失所的人民》（2004年），光看这些标题，就能想象波特罗笔下的情景。这批画，从近处说，是继续着他在20世纪末创作的《无题》（1999年）的精神，从远处说，是沿袭着他更早的那幅《无题》（1978年）的传统。无可争辩，波特罗是个热爱祖国和人民、富于正义感的美术家。虽然他不像奥罗斯科那样作画，但在这些热血沸腾的画作中，可以看到他不再斤斤计较人物形象是否合乎自己的典型样式了。他把精力放在表达他的愤怒和抗议、放在记录“我们历史上一个荒谬的时期上”。2004年，波特罗把这些历史见证捐赠给波哥大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因为他不想“把哥伦比亚的悲哀变成商品”。
波特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最具哥伦比亚特色的哥伦比亚画家。”在日益全球化的20世纪下半叶，在活动于纽约、巴黎等地的情况下，波特罗始终坚持美术家要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之根。他曾指出，在哥伦比亚做农民也比做假美国人好。他不想画那种模仿美国人或法国人的假画。他要画哥伦比亚绘画。面对追随所谓国际潮流的主张，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可我认为第三世界应当利用机会，在自身文化中寻求成为国际的。许多美术家误以为国际性的美术是由模仿国际之风产生的，我不这么看。你必须忠于你的根，只有这样你才能影响全世界人民。”在植根民族土壤、抵制前卫作风的基础上，波特罗把借鉴历代经典绘画大师成果与吸纳现代美术运动的自由精神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具象美术作品，为哥伦比亚文艺增光添彩。
（特约编辑 戴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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