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则干劲十足的故事
作者：宋健飞
一瞧见工厂的那阵势我心里就直打鼓：整幢厂房都是玻璃瓦盖顶，而我对透明通亮的建筑和房间之反感绝不亚于我对工作之讨厌。更叫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是，我们竟马上被请进了明亮、色彩活泼的餐厅享用早餐。漂亮的女服务员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式样高雅的大肚玻璃瓶盛着橙汁；浅绿色的大鱼缸里，金鱼把那傲慢的扁脸贴向缸壁。女服务员个个心情欢快，看上去都恨不得心花怒放似的。我觉得，她们好像要以极大的毅力，才能忍住老想哼哼小曲的欲望，那样子就如同母鸡腹中憋着没下的蛋，而她们心里则压抑着没唱出口的歌。我马上就预感到了我的难兄难弟们好像并没预感到的事：这顿早餐也是测试的一部分。所以，我便十分专心地大嚼大咽起来，从而表现出一个人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给身体输送宝贵养料的意识。我做了些在这个世界上通常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先空腹喝了橙汁，再将咖啡和一个鸡蛋以及最大的一块烤面包扔在桌上没动，然后起身在餐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做出一副浑身憋足了干劲的架式。
于是，我被第一个带进了考场。漂亮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考题，房间的墙壁是那种让装修迷们一看见就好像中了邪似的“绝了！棒极了！”叫个不停的绿色，可屋里却没一个人。不过我心里很清楚，知道此刻正有人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于是便装作不知道有人在监视的样子，像个憋足干劲的工作狂，从口袋里刷地抽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最近的一张桌子跟前坐下，犹如急性子的老板抓过酒店的账本一样，一把拉过了考卷。
第一道题 ：人只有两只胳膊、两条腿、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您认为这合适吗？
这一次，我爱思考的特长头一回派上了用场。我不假思索地写道：“即便有四只胳膊、四条腿、四只眼睛，也满足不了我的工作欲望。人的身体设备真是太差劲了。”
第二道题：您可以同时接几部电话？
对这道题的回答也简单得如同解一次方程：“如果只有七部电话的话，”我写道，“那我会觉得闲得无聊，只有电话数达到九部时，我才觉得自己人尽其能了。”
第三道题：您下班后干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经不认识下班这个词了—— 满十五岁那天我就把它从我的词汇中删除了，因为工作应该放在首位。”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事实上，甚至一个人管九部电话也还让我觉得自己心不满足而力尚有余。我对着话筒喊道：“立即干活吧！”或者“动手吧！—— 该干活了—— 一定要干的—— 已经开始干了—— 总该干点什么吧。”不过说这些话时，我大多使用的是命令式，因为在我看来，这跟此刻的气氛比较相配。
有趣的是午间休息，我们置身于餐厅里那悄然无声的欢乐气氛之中，享用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餐点。翁希德尔工厂里尽是些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履历的人，而那些干劲十足的工作狂都是这副劲头，似乎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活更为重要。你只需按一下按钮，他们便可对你无比荣光地津津乐道。
翁希德尔先生的副手叫布罗谢克，是个由于本人具体情况赢得了几分口碑的男人，因为他当学生的时候就靠上班养活了七个孩子和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婆，同时还成功地担负了四份商务的代理，并在两年的时间里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两门国家考试。当记者问他：“布罗谢克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道：“睡觉是罪过！”
翁希德尔的女秘书则靠编织来维持瘫痪在家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的生存，而自己同时在攻读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博士学位。她还饲养牧羊犬并兼作酒吧业余歌手，“女妖7号”的艺名远近很红。
翁希德尔自己则属于那种早晨刚一睁开眼睛就决定要干事的人。这类人边用力系浴衣的腰带边想“我得干点什么，”边刮胡子边想“我得干点什么”。他们用胜利者的眼光盯着刮胡刀上的胡须，然后将其连同肥皂泡沫一道冲掉，于是，这些胡子渣便成了他们干活欲望的第一批牺牲品。包括一些很私密的行为，也会让他们产生满足感，比如哗哗的冲水声，撕扯草纸的感觉。总之，已经开干了。接着是吃面包，敲掉鸡蛋的脑壳。
在翁希德尔的眼里，就连芝麻点大的事也是干事的行动：戴帽子，扣大衣 —— 手由于体内精力充沛而颤动不已，给老婆的吻 —— 所有这些都是行动。
每次，翁希德尔一踏进办公室，便像道早安似的对女秘书喊道：“该干活了！”而女秘书也心情舒畅地回复说：“一定会干的！”接着，翁希德尔便把所有的科室挨个走一遍，向大家致以亲切的“该干活了”的问候，所有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报以“一定会干的”的回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我也兴高采烈地喊道：“一定会干的！”
在开始工作后的头一周里，我就把自己管的电话增加到了11部，而等到了第二周，我的电话数已上升到13部。早晨，在上班的路上，我特别喜欢在有轨电车里发明新的命令式，或者把干事这一动词的变化与不同的时态、不同的语态、不同的虚拟式和直陈式分别组合在一起熟练运用。比方“真该这么干就对了”这个句子，我就练了两天之久；而接下去的两天我又一个劲地背另外一句“真不该这么干就对了”的话。
这样一来，当某日真有事干的时候，我便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满负荷地运转了。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屁股还没在椅子上坐稳，翁希德尔就一头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嘴里喊着他的口头禅：“该干活了！”然而他脸上掠过的一丝令人费解的神情，使我没有像执行规定那样，欢快、爽朗地立即回答：“一定会干的！”大概是因为我反应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平常很少厉声吼叫的翁希德尔，竟对我暴跳如雷：“回答我的话！就像规定的那样回答！”我赶紧像个被迫说自己是个坏孩子的儿童一样，小声、不大情愿而且费了好大劲才把那句话说出口：“一定会干的！”可话刚一说完，就真的有事要干了：翁希德尔一头载了下去，倒地后又滚到了一边，最后横躺在了敞开的门口。当我慢慢绕过桌子，走到躺在地上的人跟前时，自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翁希德尔死了。
我摇着头，跨过翁希德尔的身体，缓缓地穿过走廊，来到布罗谢克的办公室门口，没敲门就走了进去。布罗谢克正坐在写字台前，两只手各拿着一个话筒，嘴里衔着一支圆珠笔，在小本子上作着记录，同时一双赤脚在桌下的编织机上忙活着。他就是以此来聊补家里衣物的不足。“有事干了，”我小声说。布罗谢克从嘴里吐出铅笔，放下两个听筒，慢慢地把脚趾从编织机上移了下来。
“什么事？”他问。
“翁希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可能！”布罗谢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吧。”
“不，”布罗谢克说，“这不可能。”但他套上拖鞋，跟着我穿过走廊。
“不可能，”我们站在翁希德尔尸体旁时，布罗谢克连声说道，“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没有反驳他，小心翼翼地把翁希德尔的身子翻了过来，帮他合上了眼睛，然后沉思地端详着他。
这时，我几乎觉得心里涌出一股子怜悯之情，我头一回感到，其实自己从来就没有恨过翁希德尔。此刻，他的脸上带着某种孩子般的天真，就像虽然小伙伴们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他也执拗地不愿放弃对圣诞老人的相信一样。
“不可能，”布罗谢克说，“这不可能。”
“这下真该干点什么了。”我小声对布罗谢克说。
“是啊，”他答道，“是该干点什么了。”
于是，我们就干了这些事：为翁希德尔举行了葬礼，我被选定，在死者的灵柩后面抬一个塑料玫瑰扎成的花圈，因为本人不仅天生具备偏爱沉思、喜欢无所事事的素质，而且还拥有绝对适合黑色西装的一副身材和一张面孔。显然，手拿花圈跟在翁希德尔灵柩后面行进的我，给人留下了绝非一般的深刻印象，所以我接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邀请我到那儿去当职业送葬人。“您真是天生的送葬人，”殡仪馆的馆长说，“丧服穿在您身上那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地合适，还有您那张脸——真叫绝了！”
我在布罗谢克那儿辞了职，理由是觉得厂里的工作总是无法让自己满负荷地运转。即便管了13部电话，可本人还是有部分余力闲置在一边没用上。第一次职业送葬工作后我马上意识到：此地才是我的真正归宿，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
在举行葬礼的小教堂里，我站在灵柩的后面，肃穆沉思，手里捧着一束朴素的鲜花，室内亨德尔的广板哀乐低回，这首曲子太受人轻视了。我成了墓地咖啡馆的常客，那儿是我消磨职业表演出场之间休息时间的去处。有时候我也主动加入不是我们客户的送葬队伍，自己掏钱买上一束花，和那些福利机构的官员一道，陪某个无家可归者走完最后的归程。我不时也去给翁希德尔扫扫墓。说实话，还真得感谢他，帮我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职业，这项职业恰恰需要的是沉思冥想，而且视无所事事为其义务。
很久以后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竟从来没有关心过，翁希德尔工厂究竟是生产什么东西的。——好像是肥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