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幸运的女孩
作者：妮尔．弗洛伊登伯格
他从我身边走过，到了桌子跟前，桌子上有我放的苏格兰威士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一边看信，一边脱着外套，信从一只手递到了另一只手。就这样一口气读完，然后拍着睡椅旁边的位置，好像这是一件我们可以分享的趣事。
“嘴唇像李子肉。”他说，“我妈写的是什么东西。”
但我不认为肖拉太太写得不好。她选择的词让另一个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原先这里只有阿伦和我。肖拉太太开始了一场比赛，她似乎想当一名观众。
“讨厌。”我对阿伦说。
他以为我说的是莱克丝米。“她什么也不会为我做，”他说，“她现在和我在一起并不特别高兴。”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不觉笑了。“任何时候都不高兴，”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
他没理解我的话，但没关系。肖拉太太这封信也不是写给他的。那天夜里，我像一个高中生，在客厅里把上衣脱了，握着他的手，让他的手伸进我的胸罩里。然后，我爬到他身上，把裙子掀到了腰上。我们在沙发上做爱，只有屏风隔着外面的人。“看着我，”我说。他抬头看我，但实际我是在对着两个女人说话：一个是莱克丝米，穿着紧绷绷的衬衣，胸以下就没有了，肚子上蒙着薄纱，咬着嘴唇；另一个是肖拉太太，是她把莱克丝米带进了我的住所。
直到那时，我还一直是在装作成人的样子。我觉得现在跨越了这个分界，成为真正的成人。我在和一个已婚的人约会，我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一位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结婚。我二十五岁了，对我来说，似乎有两种婚姻。一种遇到了危机，绝对是失败的；另一种对危机产生着影响，双方都坚持声称自己更加强大。我无法想象在妥协中生活。我内心的希望是，过几年，阿伦能够搬去障碍，带着他的东西，来到我的住所，从那时起，这个住所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阿伦死后，我的家人说：“回家来吧。”我母亲最先这样说——半是邀请，半是礼节，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我会回国。但是，我一再耽搁。我不愿意认为自己在印度过了五年完全是为了一个男人。于是，过了几个月，父亲打电话来了。我想他没有提到阿伦的名字，他难以开口。他说，独自承受一个朋友的死是很难受的，他谈到了他父亲去世时，他的心情。我向他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不孤独，我在德里有朋友。
实际上，我没有那么多朋友，尽管身边似乎总有人。我经常跟姬塔和她的同事一起吃午餐，下午，我和住在隔壁的教师同乘电动三轮车回家。在家里，我画画的时候，有时周围会有观众：街对面的男孩们会拿着板球棒站在我的门口，女孩子们跟在他们身后。我总是让门开着。
一天，我发现普加的女儿们站在门口，还有一个叫做平吉的女孩，她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
“你为什么不把女孩们带进来？”我问平吉。她的英语很好，但她似乎感到为难。
“夫人，”她嗫嚅着，“因为，夫人——”
“请把她们领进来。”我说。
平吉咧开嘴笑了，一只手中抱着最小的女孩茹玛，另一只手牵着茹玛的姐姐，把孩子们领进了工作室。茹玛被放下来时哭喊着不愿意，并且转眼就把一个碗里的东西打翻在地。平吉用一种比我大为年长的朋友的同情眼光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屋里平静下来。我专心于画中，既对女孩们在屋里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也没听见几分钟后院子里开门的声音。那是肖拉太太的第三次造访。
“画得很像。”她说这话的时候，伫立在门厅。我注意到普加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紧张地来回走动。可以看得出来，她想来带走孩子，但是肖拉太太在这里，她又不敢过来。
“只是一张草图，”我说，“我还要上色。”
肖拉太太走了进来，弯腰看着画布，仔细品味。“画完后你准备怎么处置？”
“我不知道。”我说。我能感觉到拿着铅笔的右手脉搏的跳动。
肖拉太太直起身来，看着我。“你会画阿曼苏丹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可以靠画那个过上很好的生活——如果你能认识某个重要的人物。”
“他们需要多少张阿曼苏丹的画像？”我细心地问。
“每家一张，”肖拉太太说，“你想开多少价钱都可以。他们钱多到可以用来当柴烧，如果他们的柴火不够的话。”
我笑了，肖拉太太也笑了。这时我感到我们两人有了一些理解，突然之间，我们不需要阿伦作为谈话的开端了。
普加这时候蹑手蹑脚走进来，带走她的孩子。肖拉太太突然转过身，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嘴里开始用印度语说话，语速很快，快得我听不懂。普加脸色苍白，茹玛大哭起来。肖拉太太说完了，转身和我继续前面的谈话，好像我不仅听不懂印度语，而且什么也没看到。
“当然，”她说，“这更容易画。”
“画什么？”
“画苏丹。你可以照着相片画，过一段时间后，你也许连相片都不需要了。”
“肖拉太太，”我说，“你对她说了什么？”
“对谁？”
“对普加，”我说，“刚才。”
肖拉太太抬头看着窗外，我们从那里可以看见普加背着一个孩子，落荒而逃。我认为她不会告诉我。我突然感到眩晕，有些想呕吐。
“肖拉太太？我知道我需要学更多的印度语。”
她把手几乎是很温柔地放在我的肩膀上。“你为什么要学，没有必要。”她叹口气，说道，“我只是请求她不要把孩子带到屋子里来。”
“但是我叫她们来的，”我说，“是我让她们来的。”
肖拉太太从没有整理的床看到桌子上的空水瓶，从开着的门看到浴室，我的毛巾扔在灰色的水泥地上。
“这就是你房间如此脏的原因。”她说。
几天后，一个年轻的女子来了，还带来了肖拉太太的字条。她的名字叫拉塔，字条上说，不必付钱给她。她以前为肖拉太太的一个朋友干活，人家不需要她了，她在没找到更为长久的主顾之前，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这种交换似乎很不公平，尽管我用不上这样一个仆人，还是同意了。
拉塔有着白皙的皮肤，弯弯的眉毛，个头很高，性格活泼，穿的是一套东南亚妇女常穿的那种宽松衣裤，而不是纱丽。我立即就不喜欢她了。我觉得她在笑话我，像年轻女孩捂着嘴笑话年老妇女那样笑话我。不过，她是个很好的厨师，很快屋子看上去也比较整洁了。她不太会说英语，但她说的印度语简单而清晰，甚至我也能够听懂。
拉塔也发现了蟑螂成灾。一天早上，后门厅留了一道粉笔画的白线。等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道白线，绕着地上的下水道。厨房台面上放了一个红黄色的盒子，上面有印度语和英语两种说明文字：“本品用于防治室内害虫。用高品质的药粉画线后，各类害虫将不敢穿越。本品对人类无害。”盒子里是一支白色的粉笔，与孩子们用来在人行道上画画的粗粉笔没有什么不同。
我煮上咖啡，然后走进了卧室里，只见拉塔蹲在大衣橱前的地上，衣橱门大开，里面是我的东西。
她跳了起来，然后用手抚平自己的头发。“夫人，”她喘息着说，“你有这么漂亮的衣服。”
我知道我应该斥责她，但我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在我迟疑的当儿，她跑出了房间。衣服在衣架上轻轻摆动。这些衣服都是在德里买的，从印度人的眼光看不漂亮，从美国人的眼光看也没有异国情调。我扫视一遍，好像一件也没丢，我不明白拉塔在找什么。
那天晚上，她站在院子外面，和一个男孩嬉笑。阿伦死后，我第一次产生了要到卧室睡觉的想法。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一想到要经过拉塔和她的追求者身边，就感到不舒服。我站在那里没有动，克制着不快的心情。要是我能够一直这么站着，我感到自己也许可以变得麻木，少些知觉，就像椅子或是性能不稳定的空调。
阿伦的死很无谓，而且愚蠢。他得的是一种叫做DHF的昆虫传播的出血热，也就是登革出血热。阿伦被蚊子咬了一口，就死在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家急救诊所里，那是城区里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就像我在印度收到的几乎所有的坏消息一样，一个蓝色信封寄来了肖拉太太关于他得病的消息。“非常不幸地告诉你，”她这样开头，“我的儿子病了。你也许认为自己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时该有如何的感受，我不了解你，因此我无从判别。但我没有女儿，定然不会妄加臆测。我请求你不要来看望他，这会让他的家人难受，家人会时刻守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