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幸运的女孩
作者：妮尔．弗洛伊登伯格
等到这天真正到来时，肖拉太太却是在一大早由司机开着车，不邀而至。我身着那件画画时穿的短裤，正坐在餐桌边喝茶。已经来不及整理一下客厅，或者去洗个澡了。我进到曾经常和阿伦共眠的卧室，弄了件衣服穿上——皱巴巴的，但至少干干净净。我把茶杯放进水槽，又灌了壶水放到炉子上烧着。然后我从窗户看出去。肖拉太太已经下了车，抱着双臂，正指挥着司机停车。车朝前开，倒车，然后又往前慢慢开了一点。
肖拉太太的手遮在眼睛上方，打量着后院：晾衣绳上挂着我的衣服，几只鹩哥栖身在电话线杆上，一根用易碎的、正在腐烂变质的砖头砌的杆子。我觉得在阿伦去世的这八个月里我所熟悉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那是一种恐慌，让我想静静地立在那里。
门铃响了。
“您好，肖拉太太，”我招呼着，“我很高兴您来了。”从她的笔迹看，我本以为她会比眼前更不怒自威。她比我矮几英寸，比较胖，一头染黑的长发，额前突兀地留着一缕白的；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宽松裤，到脚踝处呈锥形，是时下刚刚流行的款式。
“嗯，”她应道，“早就想来的。我待会就走。”她朝我露出滑稽的笑容，仿佛我与她的期望也不相符合似的。
“给您倒杯茶？”我问道。
“你这儿有茶？”她的话语含着惊讶。她看了看客厅里还没拉起的百叶窗。在餐桌上的盐瓶和胡椒瓶旁边扔着一张皱皱的餐巾，是我昨晚吃饭时用过的，本来已经吩咐过那个叫普加的仆人给收拾走的。现在正是夏天，蟑螂已经从墙缝里钻出来了。
“别麻烦了，”她说，“普加会来收拾的，她在厨房？”当初是阿伦雇了普加来帮我烧饭刷碗的；他说她以前为她母亲干过活，我那会儿还盼着这是肖拉太太投来的橄榄枝呢。实际上，普拉在居家打理方面很不在行，饭菜也做得极差。她和丈夫还有四个年幼的女儿住在屋子后面的一间房里；晚上，我经常看见她畏缩在后院，在冒着微弱的蓝色火苗的气炉上煎薄饼。
肖拉太太毫无顾忌地朝厨房走去，用一副主人的口气叫着普加，这情景让我意识到，阿伦的母亲以前到我的家里来过。下午我在小学教艺术课或是到卡汉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她随时可以来。普加会毫不犹豫地让她进屋。
肖拉太太从厨房出来的时候，仔细打量了椅子一番，最后还是坐在了沙发上。她笑了，露出了牙齿之间的细缝。“你到底是哪个地方人？”她问。
“家父住在波士顿，家母现在定居加州。”我告诉她。
肖拉太太轻轻地“噢”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一切。“一个美国家庭。你回国一定很难决定该去哪个地方。”
我没有回国的打算，应该跟她说明，但我却说：“波士顿和加州都不可能。”
肖拉太太这次没笑。
我接着说，我的哥哥七月份在波士顿结婚。
“你喜欢新娘吗？”她问。
“哦，”我说，“我只见过她一次。”我能感觉到接下来的问题，以及和让我紧张的人在一起经常会发生的情况。
“她叫什么名字？”肖拉太太问。
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却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实际上，我不记得了，”我说。
肖拉太太注视着我，一脸的困惑。“真是怪，”她说。
普加端来了茶，跪在地板上，开始一件一件地把东西摆在茶几上：茶匙、杯子、茶碟、牛奶、糖，还有一小盘印度糖，肯定是肖拉太太带来的。茶似乎也不再是我热情待客的表示。
“她活做得怎么样？”肖拉太太冲着普加点了一下头，问我。
“她很好。”我言不由衷地说。现在没有了阿伦在这里指挥她做事，屋子里越来越脏了。
普加年幼的女儿们站在厨房门口望着我们。肖拉太太注意到她们的时候，猛然喊了一声：“小姑娘。”接着又用印地语尖利地叫了几次。“我告诉过她了，如果她再生一个小孩的话，”——肖拉太太停顿了一下，盯着普加说——“够了！生够了，我就把她撵回奥里萨邦去。”她回过身来，跟我解释说：“那在印度东部。”那口气如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南亚次大陆的地图。“那里的人都生活在部族中，你知道那种地方吗？普加是一个部族里的人。这些人一穷二白，有的只是洪水和龙卷风。现在他们又遭受了洪灾——你在电视上看到了吗？成千上万的人得病，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我把这些告诉她，你猜她怎么说？”
普加只听得懂少量英语，似乎在对着自己的脚笑。那双脚光着，非常小，戴着银脚环。
“她说她要再生一个孩子，因为她想要一个儿子，”肖拉太太说。普加咯咯笑了起来，说：“女孩蠢。”显然，“蠢”这个字是她所知道的英语单词之一。肖拉太太然后又用印地语说了什么，普加不笑了，离开了房间。
“你听得懂吗？”肖拉太太问我。
“一点点。”我说，“你说她只有生女儿的命？”
“没错。”肖拉太太说，“我说，她是那种只能生女儿的倒霉女人。”
“哦。”我应了一声。
肖拉太太狡猾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认为我对他们很冷酷。”
“不。”我说。我过去总认为这种直白只有肖拉太太这种年龄和地位的印度妇女才会有，我喜欢这种直白。
肖拉太太看上去还想说点别的什么，就在这时，停电了。
“对不起，”我说，“通常很快就会来电的。”
“这是个高尚地区，政府所在地。”她表示赞同我的话，“你知道吗？”
我在潘达拉路上已经住了将近五年，肖拉太太是知道的，因此我什么也没有说。电灯又亮了，但只有原先的一半亮，灯光昏暗，还一闪一闪的，电风扇无力地转动着，只够把空气搅动一下。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拿本书做做样子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肖拉太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关键的是——生女孩有什么不好？”
“没有。”
“那……就好，”肖拉太太说，“你可以帮我教育她。”她往后靠，使得柳条沙发嘎吱作响。这个沙发很便宜，我之所以买是因为阿伦认为柳条坐上去很凉快。我不明白为什么沙发必须要凉快，现在，柳条的缝隙之间藏着蟑螂。我虔诚地祈祷了几句，希望肖拉太太不要看见蟑螂。普加开始往我的茶里倒牛奶，但是肖拉太太不让她倒。“让女士自己倒，”她用英语说，然后又对我说：“她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
我遇见阿伦的时候，穿的是借来的衣服。那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来，拜访姬塔·巴纳吉，她是我在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我父母为我买了机票——“去见见世面，”我父亲在一张卡片上这样写道，“然后再回家，安心生活。”那时我22岁。
我抵达德里后没几天，巴纳吉就开了一个派对。姬塔的父亲当过大使，整个大家庭似乎接二连三地在他们的豪宅里接待重要的客人。姬塔的妹妹觉得我穿上印度服装一定很有趣，于是，她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装扮我，让我披上深粉红色的纱丽，身上穿着一件相搭配的衣服。我还带上了玻璃手镯，头发编成像她们的样子。她们甚至用指甲花给我做印度手绘，在我的手掌上留下了错杂的棕色图案。我们费了太多的时间让我看上去像她们，以至于没有机会让谁来教我披着纱丽如何走路。结果，这是一件比我想象的难得多的事，那种感觉如同只裹着一条浴巾走在大街上。
派对开始后没多久，我就想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但是我走错了门，在开着一盏很小的阅读灯的房间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床上。他脱去了夹克衫，白色衬衣的袖子挽了起来。
“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准备退出房间。
“你好。”他说，“你也躲出来了吗？”
我会意地笑了。
“你是姬塔的朋友，大学毕业生。”他说。
“我是姬塔的室友。”我说，“你认得姬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