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哥哥和我

作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希瓦·奈保尔　作　邓中良　译

　　
　　考虑到我已经谈到了由比较而生的专横，我职业生涯的选择肯定像是一次自我虐待的演习。为何我没有当消防员？工程师？交通管理员？我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为那愚蠢的恶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直有那么些人暗示，我只不过是在“模仿”我哥哥。我能想到有一位英国评论家，他在评论我最新发表的小说时，并没有超越这一诋毁。他并不理解那本书，因此作为人类，他就诉诸于诽谤。我们那易感情用事的左翼朋友们并不总是富于怜悯之心。他们知道如何在人身上插上一刀（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慷慨地用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告诉他们英国政府正在为移民来的少数族裔建造集中营了，还说，纳粹都蹲在我们家门口啦）。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位和蔼的特立尼达人，他一度曾提出假设，说我的书实际上是我哥哥替我写的。
　　说实话吧，我从未决定要当“作家”。然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事情就这样开始缓慢地发生了，而且颇有些犹豫不决，是绝望所致。事情虽不过如此，但还是在牛津求学的最后一年里发生了。那时，我非常清楚，刚入牛津大学所怀有的学术抱负都已烟销云散，成了无法复活的梦想。同时我也很明白，很快我就要到世上闯荡，而我却没有一技之长，干不了任何事情。在那最后一年里，我因为忧虑而病倒了。直到那时，我极少或根本没有自称要成为“作家”。我跟牛津雄心勃勃的文学界及戏剧界没有接触，也没有参加学生杂志或报纸，也没有为人所认可的习作发表。我跟那些行将奔赴伦敦的青年男女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刚从十多所学院四方院里举行的香槟告别酒会上出来，充满了乐观和幻想。那最后一年，我生活在迷茫和忧虑之中。可以说，后来成为我“职业生涯”之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这个生涯是这样开始的：我坐在桌子旁，眼盯着一页汉语方块字（我在攻读中文学位），这些汉字在脆弱的书页上毫无意义地跳动着……出于什么我捉摸不透的原因，一个句子跳入我脑海中：“拉齐曼一家生活在城市的那一部分，那儿高层窄小的房子……”
　　我推开前面的书籍和报纸，写下了这个句子，并开始接着写下去。那个时刻，我是受到好奇性而并非文学预感的驱使。我想看看那个句子将把我带到哪里及多远。它带我走了很远。要说我是有了一份职业离开牛津大学的，那是夸张的说法。不过，我确实随我怀有的：是一种进一步历险的可能性，而且是从那个句子开始，因为它是毫无理由地自己呈现在我面前。又有两年将逝去，它才展现开来并达到高潮，我才能说，我已经写了一本“书”。有关那个思路是有些神奇，它给予我继续存在的理由。
　　现在的悖论是这样的：我开始创作时，绝对没有步我哥哥的后尘，更确切地说，我是在通往独立，自主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而这在过去我是一直没有享有的。我在挣脱幽灵似的专横，它给我的童年造成了太大的伤害。假如说我从事创作的决定是有意识形成的，那么我可以受到正当指责，说是在寻求自我虐待的体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并非是出于“模仿”任何人的欲望，才进行创作的。也不是出于维持家庭“传统”的欲望才写作的。如果我写作，那是因为我必须得写，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我能干，是因为创作是我试图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我写作是出于需要。我并不把文学视作一种高雅的消遣。我也不把它看作是受压者和先前施压者之间的一场“有利可图”的对话。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些，没有一样旨在否定我的哥哥。我既不企图否认也不贬低我对他作品的赞赏之情。他一直作为榜样和典范。我们各自又是自己，我承认，对我俩之间作些比较是肯定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两个人都具有纯粹的印度血统，都出生在同一岛屿上，所关注的事情大体相似，而且都运用小说及新闻这两类相为补充的艺术……假如没有比较的话，那才真是怪事了。我唯一反对的，就是那幽灵般专横。我们是兄弟们，这很有趣，但这并非本质上就如此。最终来说，是作品算数，而不是两个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 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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