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哥哥和我
作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希瓦·奈保尔 作 邓中良 译
译者
比较而言，在我的生活中，男人起的作用是较小的。七岁时父亲就过世了，我是由女人抚养长大成人的。我生活在女人中间：母亲及姐姐们。童年时，就渐渐知晓裙子的衬架、裙子和罩衫的形状，以及各种各样自己动手做发型的技巧。姐姐的衣服都是她们自己缝制的，她们从不（或几乎不）光顾美容店，这种女性当权的氛围对我性格的影响，是不易评估的。当然了，我从来就不大喜欢西部片，对粗野的运动项目也趋于不喜欢。我喜欢（但不是太过分）跟女人在一起。对她们潮水般起伏波动的情绪，我会产生共鸣：她们有时高兴得令人生发好奇之心；有时则郁郁寡欢；而有时则略施骗人的小计。尽管我并非有意为之，但我觉得她们在我的小说中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称之为男性原则的东西，在我孩提时代几乎完全没有。不错，我的教育主要是由男人来进行的，但是他们是遥远的权威人物，仅此而已。他们从未亲密地进入我的感情生活及想象世界。考虑到我在其中长大成人的家庭的性质，我得说，他们作为男人我是抓摸不到的。可是颇为荒谬的是，占居我童年及青春期的希冀也好，恐惧也罢，都是由一位影子般的男人所留下的传说所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位男人的说话声音，也从来不能充分地对我自己描述一番他的容貌。在一座被称为伦敦的神秘城市里，生活着一位哥哥。一位哥哥！有时候，我不禁会对那遥远神秘的实体进行一番胡思乱想。一位哥哥……！我的哥哥……！有这样一个人实际存在过，有这样一个人可能会存在着，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我不能把握“哥哥”这一词汇所代表的现实。它躲避着我所有的苦思冥想，尤如流沙般逃离我为之而设置的种种陷阱。我总是以玩耍般的方式来发这个单词的音节而告终，让这些音节在我舌头上四处跳来跳去，直到它们仿佛变成一条充满没有含义的潺潺水声的小溪。（我过去常用saucer这个词汇玩同样的把戏，由此而产生的混乱既令人愉悦又让人惊慌。）
这位哥哥是一种极为抽象的存在。我主要是通过他留下的物品知道他的：我们家的客厅挂着一幅镶框的水彩画；破旧的教科书那发黄标题页上的空白处上，有他草草的签名；我母亲卧室里的一张照片。这些之外，还有记忆中的画像。细节都已模糊朦胧了，我不能保证其精确性，那是他离家前往英国的那天，我们从西班牙港出发前去特立尼达那平房般的机场。当时来说，那是个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在那个岁月，大凡出国的人都乘船旅行。我们肯定是已经发现了飞机要晚点，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我们曾离开机场，驱车前往住着不太远的亲戚家去。画面至此消褪。当画面又清晰浮现时，我坐在一辆小车里，车子停在一条狭窄的、离机场跑道不远的道路上，孩提时代的记忆又再现了一个典型的特立尼达下午：赤热炎炎，光照刺眼，热浪滚滚，在柏油路面出现了海市蜃楼的景象。我仿佛还记得风吹拂着路边生长的野草。一架飞机停在跑道上。“看呀！看呀！”有人（大概是我哥哥）从机窗里向我们挥动着手绢，我仿佛也回想起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升入空旷蔚蓝的苍穹。飞机升空更高，它就变得更小，然后缩成不断变小的金属闪亮点……直至消失。
我那时约五岁，是家中的小宝贝，那一天，我哥哥从视野中消失了，去了我全然陌生的地方。正如我所言，他从此蒙上一层虚幻的色彩，我觉得捉摸不透。然而这种虚幻，不管它是多么的抽象，多么的毫无生气，对我而言却充满着含义。我哥哥因其学业上取得的成就，树立了一种榜样，确定了一套标准。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这些已转变成为一种绝对值——殖民地小岛风格：不管愿意与否，我的性格、我的实际表现以及我的“诺言”，都要参照那种绝对值所产生的期望值来评判。他曾经赢得“公共考试”（一种类型的奖学金），去上了优秀的中学。我会吗？他获得过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学习，我会吗？这种比较常常令我深受其害（另外一种情况会是怎样呢？）。没有人会完全达到绝对值的要求。你照照镜子：看看学习成绩单和旁人的脸，以及偶然听到的评价。你会看到照在镜子里的所有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不足；据称你违背了自己施加的自给自足的期望值制度，而这期望值是预先构想而未加审查的。幼小的时候，我就对失礼及愚蠢变得“敏感”。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注定会有这两种缺陷。回顾我自身，我觉得我是个难处的孩子，情绪多变，神秘莫测。这是种自我保护的形式，以反抗企图束缚我的种种专横，而这专横既没有使我具有怜悯之心，也没有使我拥有礼貌举止。或许，那个孩子已经逐渐变成了难处的成人，情绪多变，神秘莫测，他不喜欢认为他是……但是瞧瞧镜子中所呈现的样子，他认得出，或许是那个样子。
诸多事件浮现在脑海之中，有些仍然给我带来痛苦。我大约十岁时，有一次吃饭我不愿用手抓（我记不得是什么促使我采取那小小的反抗之举），我的那位最为威严的亲戚说道：“等你上了牛津大学再那样，你还没进呢，记得啦。”即便是那样幼小的年龄，我可能会忘记吗？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上中学时，校长对我的一阵发作。那时，我的行为举止有些轻浮，自然他就生气了。他冲着我叫喊着，火气冲动并莫名其妙，“你一定觉得自己已经写了几本书了，好吧，让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呢！”他说话中的怨恨及恶意着实让我大为吃惊，比他动手打我更令人吃惊，可是唠叨不休地谈这类过失也于事无补。
当然了，这位亲兄长，即我看见从机窗里挥动手绢的那位年轻人，与我所受到的任何压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在跟幽灵打交道。但是在那些岁月里，那个幽灵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有时候，邮递员送来蓝色的航空信件，我们家中因此而大为激动兴奋一阵。有一次，给我寄来两本书：一本是有插图的科学史，另一本（我想）是关于青年沃尔特•司各特的。偶尔，我会怀着茫然与惊讶的神情，倾听这一抽象的存在（我的哥哥！）在收音机里朗读短篇小说。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广播公司仍向加勒比地区播放节目，这些偶然的事情中，没有一样能让我构想出一幅画像。实际上它们只是加剧了我的混乱。我大约11岁时，这位神秘的人物突然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不清楚他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不过，这仍是个充满惊奇的插曲，对我来说，着实激动兴奋了一阵。我总会走到他卧室门口，站在那儿，好奇地瞧着他躺在床上，从绿色的烟罐里拿烟抽。这个场面再现了我父亲那正在消褪的形象。父亲也会在安静炎热的下午，躺在那同一张床上，边看书边抽烟。我们大概谈了话，但我现在记不得谈的什么内容。有一天，我把一篇写在练习本上的幼稚的故事拿给他看，故事讲的是一位男孩（英国男孩）跑到海边，我开始是以第三人称写这篇叙事的，可是非常无意识地却以第一人称结束（我在无意中毫不费力地用上了“现代主义”这一手法）。他给我指出了这一点，同时也赞许了我所做出的努力。然后，他又走了。
十八岁时，我自己也去了英国（甚至也是上牛津大学！）。这时抽象成份开始减少。把我们分隔开来的十二或十三年的年龄差距，仍然很重要。我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成为熟人。他令人感到困惑，毫无疑问，我同时也令他感到困惑。我们毕竟来自不同的世界，他年轻时的印度教特立尼达，不是我年轻时的印度教特立尼达，我们并没有共同的过去，我们也没有共同的记忆库，不论是有关祖辈的，还是其他什么的。我有的一些脆弱之处，他并不总是觉得容易理解。我们感情上的自然纽带将不得不发掘出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不知道那些新方式会是什么；很长时间，我们相互令对方感到烦恼，没有出现重大的解决方法，但是在那条艰难危险的道路上，已经有过一系列小小的解决办法。我们逐渐认识到各自的个人自由，也承认各自存在一些个人隐私及外人不能进入的领域。写作有助于而不是妨碍了这一缓慢的适应过程，写作提供了一种沟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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