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英国画家理查兹
作者：［中国］欧阳英／作
二战爆发后，伦敦不少美术学院关门停课，其中也包括理查兹任教的切尔西美术学院。在度过一段困苦的日子之后，理查兹获得了一个新教职，威尔士首府加的夫的美术学院聘请他担任绘画系主任。从此，理查兹一家在故乡生活了下去，直到战事平息才回到伦敦。
二战期间，理查兹的绘画有少量带有较多写实倾向，比如以水墨和炭条描绘的工人生产劳动场面《镀锡工人》（1942年）。这类绘画在浓厚的生活气息中注入了纪念性气势和力量，让观者能感到理查兹赞美这些劳动者的心情，或许，他把对父亲那代人的感情不知不觉渗透在作画过程中了。《镀锡工人》这样明晰易解的绘画算不上理查兹战争时期创作的主流，他的大部分绘画仍然保持着超现实主义美术那种晦涩难解的个性化形式，而增多的阴郁情绪和破坏性因素则被某些论者归结为战争的潜在影响。
喜欢文艺、热爱音乐和诗歌的理查兹，常会把这种爱好带进创作。以往那些描绘乐谱乐器的作品就是例证。从1943年到1945年，理查兹受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诗歌启示，以其最为流行的名篇《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为题，创作了一系列洋溢着超现实主义精神的油画、石版画、水彩水粉画。在色彩极为鲜明强烈（往往运用了冷暖交错的各种纯色，如红与蓝、红与黄、黄与紫、红与绿，再辅以黑与白以及其它色彩）的画面上，凭借极为流畅多变的线条和灵活多样的笔触，让夸张而又奇特的人物、植物、花朵以及天地融汇交织成一个生动的整体，其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活力在奔涌，使作品染上了永远在变化在发展的意味。体现在狄兰•托马斯这首诗歌中的瑰丽想象、奇妙组合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内在同一性——生死相伴、荣枯并存、永无休止的宿命，被理查兹转化为视觉的奇景。看一下1943年至1944年间的那幅油画和1945年的那幅石版画，不难感到理查兹并不单一的创造。它们各有特色，从不同角度传达了画家从同一诗篇中获得的种种灵感和体味。正是因此，一幅幅同题绘画才有了交响曲般的价值。
1945年，理查兹携家重返伦敦，再度执教于切尔西美术学院。在创作中，他有时还会触及《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这个题材，但更吸引他的已是其他题材了。20世纪的西方美术界早已不同以往，自文艺复兴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宗教、历史的“大题材”丧失了至高无上的身份，美术家不再紧紧追随它们。尽管如此，仍然有美术家喜欢涉足这类题材，拓展一下创作的领域。理查兹也在40年代后半期步入了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世界，一批题为《抢劫萨平妇人》的水彩画和油画可以看作他回归古典的样本。1947年绘制的水彩画《抢劫萨平妇人》与1948年创作的油画《抢劫萨平妇人》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只有特写式的一男一女的裸体形象，欲求和抗拒的心理得到相当的展示，但难脱毕加索表现两性的绘画的影子。后者场面更为复杂，与传说中的情景和此类绘画的尺度更加贴近，在夸张变形的人物处理中保持了较清晰的具象特色，有助观者从形与色交响中把握作品的内容。说到画法，它似乎综合了多种因素，马蒂斯、毕加索的某些特点流露在不同的地方，模仿的感觉不像前一幅画那么显豁。尽管两者有种种差异，但它们都与传统的那些名作不同，没有了普桑《抢劫萨平妇人》的历史特征，既见不到穿着罗马人服装的男子，也见不到那个时代的建筑，一眼望去，只有超时空的抢劫妇女的情景。如果想一下理查兹曾在1937年与妻子共同赶往巴黎目睹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如何表现历史事件的，就不难理解理查兹对待传统题材的方式了。
马蒂斯的艺术适合表现生活中舒适悠闲的场面，传达宁静甘美的情调，在表现充满暴力的戏剧性故事时，过多借鉴马蒂斯显然不合适。理查兹某些《抢劫萨平妇人》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此，暴行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舞蹈。《女钢琴家1号》（1948年）、《红裙》（1948年）、《郁金香》（1949年）、《带阿尔贝尼斯乐谱的室内景》（1949年）、《两位音乐家》（1949年）、《花束》（1952年）等作品，光从标题上就能体会到它们与马蒂斯喜爱描绘的事物相同。自然，由于取法这位色彩大师，这些绘画创作获得了理想的效果。马蒂斯的著名宣言是：“一种避开令人烦恼和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它能抚慰人的心灵，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使疲倦的身体得到休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理查兹实现了。和平的岁月，从容的心境，使这样的非超现实主义绘画持续开花结果。
理查兹是善变的，50年代末，他又一次回归传统的“大题材”，但这次他选择了基督教题材，表现被无数美术家表现过的死难耶稣的形象。《下十字架》（1958年）一如《抢劫萨平妇人》，体现了反传统的特色，但艺术上似乎更成功。画面很单纯，着力突出前景的耶稣尸体。以往必定要出现的圣母、圣约翰、抹大拉的马利亚、尼哥底母、约瑟统统不见了，围在旁边的人由隐约露出的下肢暗示着，但没有任何能表明他们身份的特征。其实，平放在白色尸布下的耶稣也跟传统的样子不同，如果没有点在这灰白尸体手足上的红色暗示伤痕，谁都无法把这个死人跟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联系起来，或许理查兹意在突出死难者的普泛象征性。这由暗蓝和灰白两色构成的绘画，有着令人难忘的沉重的悲剧性和庄严的纪念性。
前文提及理查兹的作品时，已经或明或暗接触到音乐与他创作的关系。有点类似狄兰•托马斯，有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也深深打动了理查兹，激发了他的创造力，这位作曲家就是德彪西。生活中离不开音乐的理查兹，1957年突然被德彪西的钢琴曲《沉没的大教堂》触动了心弦，于是着手把它转化为图像，数年间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它们全属于抽象绘画，由规整的几何形、不规整的非几何形、工整的平涂色彩、狂放的色彩笔触构成的画面，目的不在描绘具体场景，而在渲染气氛，营造意境，传达心声。《沉没的大教堂：日出1号》（1960年）通过圆形与长方形的巧妙组合，以及金黄与灰褐等色的对照，再加上乐谱的拼贴，恩斯特式摹拓效果的利用，构造出一种光明、庄严、奇幻的画境。《沉没的大教堂：风与海的对话》（1962年），副标题取自德彪西交响素描《大海》的第三乐章，理查兹似乎意在把德彪西音乐带给他的多种感受融汇在一起。跟前一件作品完全不同，这幅画没有丝毫暖色，蓝、白与灰黑控制了整个画面。用平涂色彩画成的规整几何形，被波涛般翻腾的狂野色彩笔触所包围和侵袭，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动荡不安的戏剧性效果，艺术上是成功的。关于这批公认的理查兹代表作，英国著名的现代美术史家诺伯特•林顿曾指出：“现在，色彩、肌理和相对单纯的形联合起来，创造了宏大庄严的和谐，既现代又永恒。”
50年代与60年代交替之际，理查兹在英国获得一系列荣誉。1959年他进入著名的泰特美术馆理事会，1960年获大英帝国勋章，1961年获威尔士大学荣誉博士头衔，1962年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其间，评论家曾就理查兹1960年举办的大型回顾展写道：“二十五年来，理查兹保持着一种抒情创造和技艺展示的特殊水平，这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高度的赞美有助于理查兹的事业，在最后十年间，他仍在寻求变化和发展。
对德彪西的迷恋拓展到了其他作品上。《月光》（1962—1965年）、《金鱼》（1963年）、《金鱼：红与金》（1963—1965年）、《雨中花园》（1967年）等系列绘画都以德彪西的钢琴曲为题，抒发了画家内心的感受。优美的《雨中花园》，那和谐蓝绿色调，那有节奏的曲线与直线的呼应，那雨丝和花朵的暗示，无不以柔情为归依，显示了理查兹这些音乐性绘画的特点。
学习德拉克罗瓦，发展《通过绿色茎管催动的力》的精神和形式，再做浮雕构成，重返毕加索，回顾表现主义肖像语言，凡此种种，都穿插在理查兹60年代的创作历程中。进入70年代不久，正当喜欢他的人还在期待更多创作之时，理查兹却于1971年11月9日在伦敦故去。理查兹一生艺术面目多变，成就不可谓不大，不过与毕加索相比，我们还是不能不说，毕加索的创作素以风格多样著称，但毕加索的每一变化均带有鲜明的个性，是他本人的独创，没有勉强和模仿的痕迹，整体上显示着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同毕加索相比，理查兹的多变离不开他人的启示，脱不了模仿的影子，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成就和吸引力，终归还是逊于他所倾慕的毕加索一筹。如果说毕加索是大师，那么理查兹就只能称为名家了。英国人大概有些高估这位英国画家，正如他们有时会高估他们的音乐家一样。
（特约编辑戴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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