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加西亚·马尔克斯谈《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者：申宝楼／译
答：告诉你为什么吧!我怕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必须使读者聚精会神。我是个很差的读者，每当对一本书不感兴趣时，我就弃之一旁。我有很多书需要读，而我的准则是，如果某一本书不吸引我读下去，我便丢在一旁，再拿起另一本书。我在写一本书时，生怕读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所以一旦发觉开始写的部分使人厌倦，我就设法给它增加点色彩，寻求使读者不为任何东西分心的办法，比如添上几个形容词，加进几个并非必要的字，其实没有一点意思。但是这是文体上一种不易觉察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避免书中出现绊脚石。我有这样的感觉，当读者由于作品缺乏节奏感或别的其它原因而觉得难以继续读下去和不断眨眼时，这就是读者开始分心，也是我面临着失去读者注意力的危险之处。我希望我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能紧紧地抓住读者。
问：好像有一种传说和神话，说作家与新闻记者相反，他们心中没有读者。
答：我脑子里是一直装着读者的，而这一点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者生涯。另外，我在写作上也采用新闻记者的方法。所以我说过多次，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读者们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书，而不是那些批评分析的文章。我有很长时间不看这些评论了，除非是非常严肃的文章。令人遗憾的是安赫尔•拉马已经去世了，他是个优秀的读者、浅显而敏锐的批评家，他使我获益匪浅。至于普通读者……当有人对我说“我放不下这本书”时，我就放心了，因为这说明我的书把他抓住了，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问：连载小说或电视小说常常能获得这种效果。
答：我非常喜欢连载小说和电视小说。它们的缺点在于文学处理方法，就是说，有一种煽惑性的戏剧性。但是那些作者是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来工作的，这样的素材对一个作家是有用的。只要能够赋予它们以文学价值，我是不害怕运用这类素材的，因为归根结底都是发生在人民中间的事。我差一点没把这本小说就像从前做的那样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在报上发表。电视小说能够影响家庭习惯。有的家里改变用餐时间，为的是让夫人和女仆们能够看到电视小说。电视小说是现实生活中引人入迷的事情。如果能使电视小说具有文学价值和质量那将是一件奇迹。以这样的方式抓住读者，使他们改变习惯，以便对一个人编出的故事情节感兴趣，这应该是每个作家的抱负。
问：你在哈瓦那举行的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开幕辞中说，我们拉丁美洲人跳过了20世纪，失掉了我们19世纪的某些美德，即，大公无私、浪漫主义和对爱情的恐惧。
答：比如说最后一点吧，我的小说里就写了许多，在我小说的许多地方，我一直都写到对爱情的恐惧。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恐惧，有些恐惧的时刻不仅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来，而且在性关系中也是如此。在我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诱奸者，每次他走到床前，总是怕得要命，仿佛是第一次。而每次改变情人，他都有同样的恐惧；他说他每次都要重新学习干那种事，仿佛永远是第一次。
问：一种考察的心理，一种下赌注的心理。
答：是大丈夫主义。但是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并且有时从可靠的来源得悉，女人同样有那种考察或下赌注的心理。
问：爱情有什么改变？
答：至少在加勒比海地区，爱情过去一直是受压制的。没有现在的那些自由。如今，我的儿子们有他们的未婚妻，带她们去旅行，跟她们睡觉，如果不结婚也没有关系。他们恋爱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结婚。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把对爱情的压制可怕地戏剧化了，只是由于怀疑一个男人使一个处女失去贞节就把他杀害了，这种事在今天看起来是绝对愚蠢的。当有人对新的一代青年人说，这篇小说是以事实为根据写成的时，他们感到大惑不解。有时我问自己，对那种偷偷摸摸的事，他们是否跟我们一样感到激动……
所有我喜欢的女人都使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只要看到她，认识她，即使她不漂亮，而只是由于某种缘故打动我的心，她都会使我很害怕。
问：你能够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她吗？
答：几乎我总能够说出为什么喜欢她。这是客观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那里出现了恐惧，这没有任何疑问。
问：20世纪失掉了爱的恐惧吗？
答：我不知道。但是我感到这一代人没有我们过去那种恐惧，尽管在小说中我通过某一个人物对人们说，这个世纪末有点像上个世纪末。
问：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某些有益的品德正在恢复，如狂热的团结主义，伤感主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感情……应该把感情放在优先的地位。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用坐在气球上旅行来庆祝世纪的改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冒险。一个记者走近他问道：“如果你在这次冒险中死去，你最后的话将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最后的话将是‘我认为这个世纪对所有人来说都在改变，唯独对我们没有’。”从这些话出发提出了一点类似论点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企图在小说中表现的；就是说，我们拉丁美洲人通过20世纪继续拖着19世纪，没有享受20世纪的任何好处。
问：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大概就像是这么回事，我们一点一滴地积蓄着消费品却不去享用它，得到的报偿就是看到从前把我们以某种方式变成幸福人的真诚品德被扭曲了。
答：有点是这样。我们拉丁美洲人是世界上的中产阶级。我在非洲旅行时发现了这一点，因为非常可悲，在整个人类中有的人远远比我们落后。在非洲我意识到我从前并不真正了解“不发达”的含意，非洲人仍旧处在一个以前的历史时期。对一个拉丁美洲人来说，懂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上的伟大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想法，打算超出自己的可能而生活得更好些——这是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特点——对什么都不满意，力图实现阶级飞跃。
问：一种关系到与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的思想的飞跃，即消费主义。
答：从哲学上讲，可说是来自消费主义。我不反对消费，但我确实反对消费主义。我认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生活所必须的东西，人的权力之一就是要生活得好，而且是尽量的好。我认为，最高的追求就是幸福。从作家的角度讲，那种认为作家只有受苦，只有生活在很坏的条件下，得肺结核才能取得创作灵感的浪漫思想是荒唐的。我认为，作家，艺术家，只有具有健康的思想和一切问题得到解决，无后顾之忧，才会工作得更好。
问：你是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写出其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这部小说的？
答：月球一向存在，只是我们现在才刚刚登上去。我认为人们对电子计算机看得太神奇，讲得太多了。对我来说，电子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台更简单得多，实用得多和有用得多的打字机罢了。我开始写作用的是那种木杆的钢笔，然后是自来水钢笔，接下去是老式手动打字机，再后来是电动打字机，而现在是电子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不仅能替我写小说，而且能使我工作效率更高，工作得更轻松。如果我在20年前就有了电子计算机的话，我写出的书就会比现在多两倍。
问：和爱情题材一起，你所有的书中还有另一个题材，这就是战争，拉丁美洲暴力史，革命。
答：我书中写了很多这类事。我一直密切注视着古巴革命，但我从未在我的书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题材来自我的祖父和哥伦比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我把哥伦比亚的历次内战都神话化了，因为那是从前在家里给我讲的儿童故事，也就是我祖父参加过的战争中的故事。那次战争，一方面我将它神话化，另一方面，我还富有诗意地移动了它的位置，因为在我看来，那场战争永远不会在哥伦比亚结束。在上个世纪，是自由党起来反对执政的保守党，或者相反。它们是官方承认的两个对手。当实现停火，承认起义者的军衔，并像对政府军一样发给他们津贴和退伍金时，事情更是这样。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主要人物是个天天等待退伍补助金的上校，可是退伍补助金总是不到，因为那场战争打输了，而且将永远输下去。目前革命者没有这种照顾，他们只不过被看得跟土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