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写作是莫大的享受
作者：柳 苏 江泰仁／译
马：前几天，一位记者给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胡安•鲁尔福曾说过他是从公墓里给他作品的人物起名字。您是从哪儿找名字的？我对他说，我家里有海滨地区所有市镇的电话号码簿，我就从这里面找名字。因为今天的电话号码簿就是来日的亡人公墓，所以它们归根结蒂是一回事。我从这些号码簿里找名字，但为了符合那个年代，需要仔细地选择。
这样，我便选择了使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具体化这一历史学家们不能运用的手段，但是小说家们却可以用。因为既然一个人可以编造出任何东西，当然也能够杜撰时间。只有一点我非常注意，那就是词汇的年龄，因为词汇能够营造作品的口语环境。如果我想使读者信服，带他们进入一种18世纪的意境，那我就十分留神用词遣句。正如地理、文化或人文环境一样，作品的口语环境也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方面十分谨慎，特别在人物对话中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把这段历史放在17世纪，则更具真实感。
记：从谢埃尔娃•玛丽亚被送进修道院到她为了爱情吃着葡萄而死，估计这中间经过多长时间？
马：我在写这一段时心里就有数。为了避免前后矛盾的局面，我手头有一份计算精确的编年表。现在你问我有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从这本书里肯定可以查找出来，我对事情发生的月份是格外留神的。可现在我记不清了，这很正常。我对玻利瓦尔一生的了解，与任何一位中学生所知道的没有两样，我只是对他的个性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在我决定写《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时，还没有对玻利瓦尔作深入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他的书信更能反映其个性，我正是从此入手，研究他的个性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能够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研究玻利瓦尔的专家平等地进行讨论，直到此书脱稿。今天，我已记不起当时讨论的细节了。现在我用电脑写作，比过去更方便了。我写作《爱情和其他魔鬼》时拟就了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和写作大纲，我已经把它们从电脑硬盘中删去了，现在我开始输入新的东西。
我在写回忆录
记：现在您输入硬盘的是什么？
马：我正在琢磨。我在写回忆录，这确是一个硬盘，它将永远留存下来。我不得不把写回忆录的事推迟到《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这是本大部头的书，前后持续了不少时间，搞得我精疲力竭。书写完，脑子也空了。有两本书使我写完有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一是《百年孤独》，再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而现在倒怪了，我觉得在写完每一本书后，都处于一种应付自如的状态。我仍旧手拿白纸，等待捕捉瞬间产生的思想或形象。可以前每当我重新提笔写作时，就像棒球投手说的那样，双臂冰凉。于是我就想在这两本书的间歇中应该干点儿旁的什么，使双臂保持温热。这样，我就开始撰写回忆录，它们将不按时间顺序来写，而是根据题材的异同铺陈展开。我保留畅所欲言的权利。最让我动心的是书写这样一个作家，他出生在阿拉卡塔卡，没有上过许多学，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靠着他的坚韧不拔，严格自律和浓厚的好奇心以及对生活不懈的探索，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作家。所以，我按题材来写回忆录的想法比较合适：童年、记者生涯、友人。我打算每写到三百五十页左右就出版一卷，尽管这其中涉及到不同时代的往事。就这样陆续写作出版下去，直到把一生的故事讲完。
记：回忆录是文学性还是写实性的？
马：依我看它更像文学性的报道，但它完全是写实的，就是说，新闻是我本人，即我的全部人生旅途。
记：是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反思吗？有什么重大披露？
马：我想没有。就像我一向反复说过并在我的书中以隐喻手法所表达的那样。我可以对你说，它们几乎、几乎是我以前所有著作的诠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从文学思想上向人们表明，我所有的书里，没有哪一条脉络不与一桩真实事件相符合，它们几乎是对我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所作的归纳总结。
记：包括对您所有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认定？
马：认定作品中的人物的确非常困难，它只能作为出发点，而不可能认出哪位是张三，哪位是李四，因为没有一个人物是这样。更确切地说，他们无一不是拼凑组合起来的，是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他们有着一个人的眼睛，另一个人的鼻子，另一个人的性格，另一个人的意志和另一个人的处世方式。如果真要使他们恢复原貌，那将是一些奇特之极的怪物。然而，在文学创作上，作者可以磨去其粗糙的棱角，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人物。
记：在这些人物中，谁更像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所有、所有人物身上都有某一小部分和我相像。我认为，对于一个用全部身心写作的小说家，他笔下人物都带有自传体成分。就像我正在做的这样，人们的唯一真实经验是他们自己的体验。
我不做笔记
记：您在开始写一本书前做笔记吗？
马：不，我不做笔记。因为我一开始做笔记，成天就会去想所写笔记的内容，记笔记就成为我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我感兴趣的是把产生的想法留在记忆里，我不会忘记那些引起我兴趣的东西。创作开始后，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开始记笔记。例如某个人物在某一时刻所表现的某种态度。《百年孤独》一书是我完全凭记忆写出来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忘掉的一点材料：乌苏拉•伊瓜兰的身躯一天天收缩，去世时，她的肉体小得只好装进一只鞋盒。不久前，我还记得《霍乱时期的爱情》写漏了一件事，足有整整一章的篇幅。我指的是胡韦纳尔•乌尔维诺大夫与黑美人巴尔瓦拉•林奇的秘密恋情，是关于这两人的全部情爱。这些恋情的全部情节本可以写成整整一章，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我漏写了。也许因为这本书结构太复杂，所叙事情头绪太多，当时没有觉察到。也可能他们的恋情并非那样，所以我漏写了。
写作时我听音乐
记：音乐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马：我在写《族长的没落》时，听了很多音乐，各式各样的，尤其是高雅音乐。这本书是我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困难的一本，前后用了七年时间。当时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能写出十二行字我就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在我创作生涯中这本书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走出《百年孤独》。我写完《百年孤独》，心血也耗尽了，我得忍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朋友们和读者们则盯着我说，行了，看你写完《百年孤独》后，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好，我就拿出了《族长的没落》。我紧紧抓住了这本书，同时听了很多音乐。书出版后，我家里来了两位知识渊博的音乐家，他们用一堆图表曲线和复杂的分析，论证出《族长的没落》一书的结构与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尔托克的第三部钢琴协奏曲的结构完全一致。我从未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这本书与他们阐述的音乐理论毫无关系。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写作《族长的没落》期间，我最经常听的确是贝拉•巴尔托克奇妙的第三部钢琴协奏曲。
记：您在写作《百年孤独》时都听什么音乐？
马：几乎可以说我只听墨西哥的兰切拉调的民歌和甲壳虫乐队的音乐，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
我把献词献给谁
记：您是如何选择您每一本书的献词的？具体说，《爱情和其他魔鬼》一书的献词为什么写成“献给泪人儿卡门•巴尔塞尔斯”？
马：我从不思考要给一本书写献词的事，但在最后时刻，我还得写，这里有出于某种感激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有关的书跟某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当我写作《百年孤独》时，家境不是顶好，晚上常有朋友来家里小坐，让我把正在写的东西说给他们听。其中有些人常带给我们食品及饮料，当时尽管家中拮据，但从没有缺过威士忌。在经常来看望我们的人中有一位叫玛丽亚•路易莎•埃利奥的西班牙人，很小时她就流亡墨西哥。她不仅对我写的东西深信不疑，而且说我太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些东西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那种程度，她还向我讲述她在灵学感应方面的体验。我当时正沉迷于灵学，而她时常来看我则是因为对我正在写作的书如痴如醉，我也对她提供的东西听得神魂颠倒。于是，在给书写题词时，就写了献给玛丽亚•路易莎•埃利奥和霍米•加尔西亚•阿斯科特，他们俩是夫妇。之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献词当时是题给梅塞德斯了。我把《枯枝败叶》献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产生疑问。在没有谁关心我的作品时，是他关注着这本书的命运。我们认识卡门•巴尔塞尔斯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因为什么都会哭泣流泪，高兴时哭，伤心时哭，激动时也哭，反正碰到什么事都哭。只有那些出版商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他们眼里，她是世界上心肠最硬的女人，在维护她的作家们、或用她的说法是她的小伙子们的权益上，她从来寸步不让。然而我们这些当事人都知道她是个泪人儿。当我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带着原稿去伦敦找她，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我的稿子。我不时想知道结果如何，哪知推开门一看，她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旁边放着吃的喝的，满脸泪水。我便问她为什么哭，她给我讲了一件妙趣横生的轶事，同时又涕泪纵横。这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献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