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安部公房：异质风景中的人性寓言
作者：李德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中国的黑土地和红高粱对安部公房来说，是块眷恋神往而又一言难尽的地方。战前，安部公房在沈阳度过了弱冠之年。当年侨居沈阳的日本人很少去中国人住地，而中学生的安部公房，东北广阔的天空给了他启示和潜移默化，身上有股典型中国关东大汉的粗犷豪爽,表现出对异国情调较为浓厚的兴趣。他几乎每天放学后挎着书包，只身一人徜徉于大西门到大东门之间皇城根下凝结着中国文化神韵的冷摊僻市，痴迷于古老神秘的中国民俗风情，领略着在静谧中显露出的华夏古国的蛛丝马迹，留连忘返。1940年中学毕业后，安部回到日本考入旧制成城高等学校，在父母的影响下于1943年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院。出于对时局的判断，他多少看到了日本必将失败的历史趋势，便思亲心切，伪造了一份肺结核的诊断书递交学校，擅自离校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沈阳。大乱之后必有凶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流行斑疹伤寒，身为旧满洲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的老父因抢救病人受感染，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的黑土地。作为医科大学生，安部公房强忍悲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救死扶伤之中。
他曾萌发过落草为寇的念头，也曾托因“工作”关系而同“胡子”保持联系的中学同学之父代为斡旋。这当然只是一种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就是他的夤缘之作《终途路标》（1948）的缘起。书中的传奇色彩处处闪动着作者的身影，可以认为是他这种追求的情感补偿。主人公日侨青年T在日本殖民统治崩溃后阴差阳错地独自闯荡于中国绿林人马两相火拼的漩涡，在阴森恐怖和刀光剑影中成为这批人马的阶下囚，并同打入其中进行策反的中共党员相识，在痛苦挣扎中铸成了缘分。《野兽归心似箭》（1957）是这一艺术思考的延续，通过不同人物的恩恩怨怨，磕磕碰碰的人生道路，揭示在时代悲剧衬托下日侨的生活和感情波折。这两篇小说以宽广而独特的历史视角,不落窠臼地把故事产生发展的过程置于匪患猖獗的时代背景下，把涉世不深的日侨青年放在时代交叉点上，透视其在时代变迁冲击下的心路历程。作家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挖掘出了历史巨大转换所造成的各种反差，和积淀于日侨胸中的困扰，烘托并衍化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失落。安部公房笔端凝注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以一个人的命运为贯穿线，描摹一个时代的兴衰。他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向一段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作最后的诀别。
在情节结构和语言结构上，这两篇小说采取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达到了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这些穿行于白山黑水间，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最野性的冒险，给我们带来一种强烈的空间延伸和张力极度扩展的震撼艺术效果。读者从书中人物尴尬处境中的人生况味，不难察觉出他当时生活在一种何等的时空变化和情感变化之中。这两篇小说在人物情感的发掘上也有区别，前者对中共党员带有较浓厚的感情色彩，没有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而致力于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对生命的不同认识。他们从被关押的地方很快逃脱出来，结伴度过一段惊险的逃亡生活，相濡以沫达到了心灵默契，后者将一个阴险狡诈的国民党地下光复军刻画得跃然纸上。这两篇作品极具倾向性地写出了两者对比的感受，将两段失落的旅程演绎得入木三分，在看似荒唐的故事中间，融入了作家的真实感情。
二、《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人一旦飘离了自己的根，便开始了生存而不是生活
安部公房摘取芥川文学奖桂冠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1951）是他艺术新探索的结果，风格陡转，完全颠覆了上述两篇小说写作手法,具有先锋气质和实验性，描写的是理性世界的崩溃。在他的笔下，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突然流露出不合理的诡异，由此具有了一种神秘意味。他以一反常人的思维,将想象的触须伸展到灵魂的深处，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特殊理解和认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公司职员卡尔玛清晨起来突然忘记自己的姓名，视觉上出现扭曲、颠倒和变形,由此引出了一场噩梦般的荒诞故事。他去办公室，他的名片取代了他的位置，坐在那里同女打字员调情。面临身份的被盗，他无法说明自己是谁。这时，他发现自己得了一种怪病，只要用眼睛看一件东西，就会把它吸进胸腔。他来到动物园,笼中野兽均被他吸去,人们视他为异端，他被揪到地下室受尽屈辱折磨。他的名片、眼镜、钢笔和手表也纷纷控诉他的罪行，并高呼“为争取从死的有机物成为有生命的无机物而奋斗”的莫名其妙口号。面对多项罪名的指控,他惶惑之极，被迫开始了以逃离为形式的自我坚守与自我拯救，试图远离孤独与绝望,在充满是非的地方寻找出路。卡尔玛是一个胆小、庸碌，只求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小市民，他的命运的浓重悲剧色彩，不禁令人联想起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利高里，还有卡夫卡在《城堡》中所说的：“生活的流水线把一个人载向某个地方，人们不知道被载向何方……”
《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把一种高度荒诞化的人生境地强加给异化的人物，以致不惜牺牲人物的性格和血肉去满足作者的那份讽喻，以使人认识他所要表现的内涵，在极度的自我弱化中显现世界强大的荒诞。作家采用现实与梦幻倒错的手法和出人意料的角度，创造出离奇的效果，揭示了人类自我身份在现代社会中被吞噬、同化和架空，以及从邪恶势力下逃脱的艰难，这种思维和风格正是日本战后文学多元格局的浓缩写照。
三、墙：与现实世界深刻契合的寓意
以墙为主题的系列小说第三篇《红茧》（1950），仍然是安部公房个人风格的执著延续，弥漫起了卡夫卡式不确定的梦的气息。安部公房凭借极度变形的手法，传达高踞于具体现实纠葛之上的抽象化感觉，从抽象的艺术表现中产生了丰富的现实联想。在具体社会形态的描写中，他突出形而上意义的辐射，带有象征性的隐喻性，并不注意人物事件存在形态的真实与合理，细节铺陈、环境营构和性格塑造都腾跳于意识感知的边缘，并把背景处理置于焦点之外。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不是一个客观世界，而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种对人类自身生存处境的解读。作家在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冷峻的宣叙笔调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从而超越了单一的道德批判或仅从伦理层面解释的可能，造成了主题的多义性。《红茧》的主人公所体现出来的栖身于红茧所织成的外壳中“有家不能归”的精神理念，是对二战美国空袭下都市废墟化的寓言和象征。《洪水》中普天下的穷苦大众悉数扭曲变形为液体，汹涌奔腾，富豪人家闻风丧胆，人人自危，竞相逃往高处，几无立锥之地，《魔术粉笔》的主人公——那支粉笔，有如我国民间童话中马良的神笔，只要在墙上画出渴望获得的食品和饮料，这些画便立刻变为盘中餐用以充饥，《事业》中的老板娘和职工被用作香肠原料的硕鼠吞噬，而用这种人肉和鼠肉混合制成的香肠，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所有这些夸张变形，都是荒谬与孤绝境遇中所有人的命运。安部公房把小说中人物的造型、动作、交流方式以及生活环境全都大胆省略和极度夸张，尽可能把血肉之躯陌生化，将客观事物意象化和符号化。在充满悬念、诡异的气氛下，一幕幕荒诞剧徐徐上演，人间真情在物欲横流中的丧失与阙如。
这些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连年战祸，战争后期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民穷财尽，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濒临破产，失业问题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总之是一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红茧》就是当时世态人心的确认和诠释，作家利用夸张变形的载体，浓缩了底层百姓的心态和共性，反映的是战后生存空间的日趋狭窄。《洪水》的旨趣在于对群体精神及其历史命运的关注，和生命对于环境的抗争。《魔术粉笔》和《事业》展现的是因饥饿而导致的心理残缺。这几篇小说是对生存感受、艺术直觉和主观变异极富价值的探讨。小说人物的不幸不仅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细节，安部公房却通过欲望书写生存的绝望。值得指出的是，在安部公房笔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墙的不同形象和多面色彩，不但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时间的停滞，而且象征着彻头彻尾异化了的环境和人。人的心态和现实正处在一种恶性循环的闭路网中无法逃脱，充盈着一种人为理想所戏弄的悲怆与凄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