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加西亚·马尔克斯答记者问
作者：晓 风 高 兴／译
马莱斯·西蒙斯（以下简称“西”）采访记。
……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是马尔克斯一生最快乐的时期。在书里，他颇为怀恋地叙述了他父母的求爱经历和他自己的水上旅行，它们都成了这部书的重要素材。在他的长久居住地墨西哥城，他向我谈起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情形：
写这本书是令人愉快的。它本来可以写得更长些。但是，我得限制篇幅。关于两个相爱的人的生活，可写的实在太多了，真是无穷无尽。
而且，我有个优势，就是事先便知道故事的结局。对这本书来说，结局可是个大问题。倘若让一个人死去或两个全都死去，那味道就逊色得多。最美妙的事情是他们能否永远相爱如初。因而，读者感到慰藉的是，那只载着恋人的船只将继续自己的航程，来来去去，永不停息，不仅仅在他们的晚年，而是永永远远。
西：好一段荷兰飞船式意指“永远”，传说中的荷兰船只，上帝罚它不停地在海上航行，直到最后审判日。的爱情。您自己常常乘船旅行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我熟悉那条船有很长时间了。从我12岁时起，就常常乘它旅行。我住在（哥伦比亚）沿海，可我得到了一份到波哥大上学的奖学金。我从巴拉奎拉乘船到达多拉达，再改乘火车到波哥大。这大约是那条河开始腐蚀的时候。从第一次河上旅行到最后一次河上旅行，这之间，我目睹了那条河的腐败污浊。后来，我把这写进了该书里。
在这部作品里，我不得不写了两次水上旅行。第一次是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男主人公。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内地报务员。但是，这一次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到达了，又后悔了，就返回去了。于是，我还得构想一次，来描绘这河、这风景。要不然，所有这方面的描绘就该放到该书最后，到两位老人继续旅行的时候。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黯然失色。而这种关系在那时又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一方法也使我能够展示这条河是怎样从清净繁盛变得污浊萧条的。上大学的时候，我真该作最后一次水上旅行。那时我22岁，可船只已经停航了。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已成了怀旧的东西。怀旧是文学灵感、诗歌灵感的伟大源泉。
西：您这本书大部分是在卡塔赫纳哥伦比亚北部港市。写的吗?
马：是的。写这本书的那两年几乎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事事都尽如我意。人们一辈子都在想究竟该怎样生活着。我就此问过一些友人，可谁也说不明白。现在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希望我的一生都能像写《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
那时，我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早晨五点半或六点起床。然后听听新闻。我总在六点半到八点之间看书，要不就找不着其他时间了。我的生活节奏常常被打乱，总会有人带着在附近捕的新鲜鱼或龙虾小虾什么的来我家。我从八点一直写作到下午一点。中午，海塞德斯到海边，与朋友们一道等我。我总料不到将要见到的会是谁，人们总是来去匆匆。午饭后，我睡会儿觉。太阳快落山时，我就出去走走，到街上去寻找我书中人物要去的地方，找人聊天，搜集语言和气氛。这样一来，次日上午，我便有从街上搜集来的材料可写了。
那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我文学生涯中最奇特最叫人愉快的事情之一。有个人物叫费尔米娜《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女主人公。，是个18岁的姑娘，住在19世纪加勒比海岸一座小镇上。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有她父亲，是个西班牙移民，还有她母亲。我老想不出这位母亲是什么样子来。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姑姑，她父亲的妹妹。这姑姑我看得很清楚，而且，也有个她一样的名字。我常常让他们围坐在桌边，我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除了那位母亲。起初，我以为是那姑姑碍的事，于是将姑姑抽了出来，又放进去，可母亲还是成问题。我看不见她，看不见她的脸。她的名字以及别的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后来，有一天我醒来时，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那位母亲在姑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样，她反而活起来了，成了实实在在的人。她活着，常常出现在家里，出现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解决了这一难题，我非常高兴。我一直都在滥用本书的逻辑，企图将死人放在活人一起，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西：那么，男人呢?您是怎样看待弗洛伦蒂诺的?
马：我真的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很自私，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自私。至于费尔米娜，我认为她变得比自己料想的还要俗气。她因此变化很大，变得矫揉造作起来。等到老了，到她答应继续乘船旅行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点。为此，她只得与自己的整个生活决裂。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型。它无名无姓，就是加勒比海岸的社会，它的偏见和迷信，它的老一套的行为方式。这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动力。
西：您说过，您父母早年曲折的恋爱经历部分地成了本书的原型，您母亲看过这本书吗?
马：我不知道她是否全都看完了。她已经84岁了。我想肯定有人念过一些章节给她听。不过，书里的内容她是知道的。我在卡塔赫纳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下午都到她那儿去，单独向她和父亲提些问题。那时，父亲还健在。
西：您是否看过英译本?
马：我的英译者是拉巴莎美国著名翻译家，出色地翻译了许多拉美作家的作品，也是《百年孤独》的英译者，多种国际翻译奖得主。。我一向很信任他，从不费那个事。但是，这回他另有所约，我只好另找翻译。我能看懂英文，但要评判文章的优劣，却远不及法文和意大利文。好在译本多。在三个翻译样本中，我只看了这个译本的第一章。无疑，这是最好的译本。诺波夫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也有同感。何况，我又能怎么样呢?我管不了那么多，还有日译本，瑞典语译本、荷兰语译本等等，等等。
西：译者是否同您联系，向您请教?
马：有时，有编辑送些条子来问些小问题；有时，译者将他们有疑问的地方写在纸上送来。奇怪的是，无论译成哪种语言，有疑问的地方几乎总是相同的。
西：我想您肯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尽写些什么?
马：有些读者写信问我，是从何处获得这一主题，那一章节，这个或那个人物的。我觉得，他们的来信非常有趣。他们感到我所写的，正是他们熟悉的人和事。他们写道：某某人就像我姑姑。或者：我有个叔叔，就像某某。还有，那段插曲恰好发生在我们村，您是怎么知道的?拉丁美洲所有的读者来信写的都是这些事情，尤其是在《百年孤独》出版以后。他们觉得它就是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
西：这就是您至今仍不同意将此书（《百年孤独》）拍成电影的原因吗?因为那样就会失去这一本质特征?
马：那会毁了这一特征，因为电影不允许有普遍认同的特征。演员的脸，格里高利·派克美国著名表演艺术大师。的脸，就成了人物的脸。他不可能是你叔叔，除非你叔叔长得像他。
西：《霍乱时期的爱情》将拍成电影吗?
马：也许。只要拍成拉美电影，我就不在乎。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要由拉美人来导演；洋溢着拉美情调；展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的社会方式。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这出戏的决定因素。当然，这是个难题。我这方面解决的办法是：我不可介入。这种事已经在拍《预测死神的编年史》的弗兰西斯科·罗西身上发生过。他让我看脚本，我对他说：“别给我看。因为，倘若我看了，你的电影也许永远拍不成。我想的是我的书，你考虑的是你的电影。我自己写了书，你也自己去拍你的电影吧。”事情就这么定了，他很感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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