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朱莉娅·阿尔瓦雷斯:美国西语裔的“桑鲁卓”

作者:[中国]石平萍作




  阿尔瓦雷斯强调,作家要与自身和社会的邪魔做斗争,不被任何集团或个人收买,不惧怕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敢于讲真事、说真话。文学创作是一项沙里淘金的艰巨劳动,作家需要约伯一样的耐性和勇气,才能做到精确的再现,只有天天写,不停地写,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但作家不应该只做埋头创作的“坐家”,把艺术中追求的行动主义付诸实践,才是完整的创造性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游行集会的场合总能见到阿尔瓦雷斯的身影,她与丈夫在多米尼加的贫困山区经营一家非盈利性的小农场,雇用当地的贫农用传统方式种植有机咖啡,并开办扫盲学校,教他们读书写字。
  恰如维克托•克鲁斯卢戈所言,阿尔瓦雷斯人格特质的核心是“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公正”的行动主义,这是她文学创作的“燃料”,“把洞见和恩典带给这个在堕落和混乱的边缘摇摇欲坠的世界”是她不变的追求。CruzLugo, 78.
  
  阿尔瓦雷斯的文学创作
  
  阿尔瓦雷斯的长篇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包括《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和《我!》(Yo!, 1997);另一类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素材的历史小说,包括《蝴蝶时代》(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1994)、《以萨乐美的名义》(In the Name of Salomé, 2000)和《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 2006)。
  《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不仅有着浓重的自传色彩,还有着移民小说和女性成长小说的特点,讲述的是加西亚家四姐妹卡拉、约兰达、桑德拉和索菲亚因父亲参与推翻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秘密组织被发现而不得不逃亡美国的前因后果。第一部分“1989—1972”以39岁的约兰达回多米尼加寻根开始,着重呈现四姐妹成年后的生活,第二部分“1970—1960”讲述她们移居美国后的生活和成长经历,第三部分“1960—1956”追述她们在多米尼加的童年时光。每部分五章,每一章有标题和副标题,标题点出中心事件,副标题同时出现在该章奇数页的页眉处,列出该章的中心人物;各章独立成篇,事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但在主题和人物方面相互关联,在时间上呈现倒叙的关系,到了最后一章的结尾,故事的叙述时态回到第一部分第一章中的现在时,约兰达向读者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她是书中所有故事的作者。阿尔瓦雷斯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单数第一人称和复数第一人称融于一体,尽可能深入每个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各个角度描述重要事件的影响,有时候同一叙述形式也会出现多样的变化。单从形式来看,这部作品在插曲式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小说标题中的“失去口音”借用了英语的提喻法,以局部代表整体,明指加西亚姐妹移居美国后摆脱母语西班牙语的干扰,学会说一口标准的英语的经过,喻指她们在文化上逐渐适应和同化的过程。事实上,“口音”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无数次,一直是困扰加西亚一家的头等问题,因为他们一张嘴就泄露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己身份。而阿尔瓦雷斯选用“失去”这个词,暗示学会英语、融入美国文化并非是加西亚一家心甘情愿的选择,多米尼加国内的政治独裁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有家难归,美国当时实行的“大熔炉”式同化政策又迫使他们放弃本国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失去”一词微妙地传达出对两者的批评。不仅如此,阿尔瓦雷斯没有过多谈及她们“失去口音”、融入美国文化所带来的成功和喜悦,反而用大量篇幅描写她们移居美国后因文化错置所导致的痛苦以及被迫同化过程前后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凸显出离散族群艰难的生存处境,揭示造成这一处境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并对其提出含蓄的批评。
  此外,这部作品还揭示了美国和多米尼加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种族歧视和阶级鸿沟。通过对加西亚家族生活的描绘,小说把以男权为中心的多米尼加社会展现在读者面前,与之对照的是经受过女权运动洗礼、相对平等和开放的美国社会,对加西亚四姐妹来说,移居美国不啻是身心解放的过程。不过,阿尔瓦雷斯并未把她们刻画成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四姐妹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遭遇既说明她们的文化同化并不彻底,也暗示美国社会虽然让女性享受到了更多的权利,父权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阿尔瓦雷斯能透过地理位置、文化和种族的差异,看到父权制价值体系的无孔不入,这是她的高明之处。加西亚一家在美国受到的种族歧视是这部小说重点描绘的对象,但诸多细节描写也让读者看到,在人种混杂的多米尼加社会里,种族歧视同样存在,历来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占据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土著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儿都是受歧视、受压迫的对象。阿尔瓦雷斯在《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中所展示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意识表明,与只关注性别歧视的白人女性主义者相比,她的视野显然更为广阔,思想也更有深度。
  《我!》是《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的续篇。在这部小说里,约兰达•加西亚因长篇小说处女作一举成名,但由于小说写的是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虚构的迹象不明显,因而招致被写亲朋好友的反感和厌恶,这些“受害者”反戈一击,轮番上阵从各自的角度讲述约兰达小说里的故事,内容涉及约兰达在多米尼加的童年生活、移居美国后的遭遇、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以及爱情、婚姻生活。这部小说的书名是双关语:约兰达的昵称便是“约(Yo)”,在西班牙语里,“约”是“自我”的意思。约兰达本是讲故事的人,但在这部小说里,她成了被讲述、被建构的客体,话语权被十六个叙述者夺走,这些叙述者在讲述约兰达生活经历的同时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展现了自我。按阿尔瓦雷斯的说法,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作家生活中出现的人对作家的复仇,这些人往往讲不了故事,因为作家总是把他们的经历占为己有”。Bonnie Lyons and Bill Oliver,“Julia Alvarez: A Clean Windshield,”Passion and Craft: Conversations with Notable Writers (Chicago: U of Illinois P, 1998) 133.《我!》是对约兰达心灵的探询,是对文学创作的思索,也反映了移民对文化身份、个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样,《我!》的中心人物是作家约兰达,可看作一部艺术家成长小说。
  《蝴蝶时代》是阿尔瓦雷斯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族英雄米拉贝尔姐妹,即大女儿帕特里亚、三女儿密涅瓦和小女儿玛丽亚•特雷莎。她们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核心成员,代号“蝴蝶”,致力于推翻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阿尔瓦雷斯的父亲曾是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1960年11月25日,就在阿尔瓦雷斯一家逃往美国后不久,米拉贝尔三姐妹在去监狱探望丈夫归来的途中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为了纪念她们,1981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首次妇女会议宣布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1999年,联合国正式确定每年的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阿尔瓦雷斯之所以写这部历史小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幸存者,她有责任把三姐妹的英雄事迹告诉全世界。小说分别以牺牲的三姐妹和幸存的二女儿德蒂为叙述者,讲述她们从1938年至1994年的生活,揭露了极权统治的野蛮、残暴和血腥,歌颂了三姐妹敢于反抗强权、追求自由的精神,字里行间传达出作家呼吁人们开创美好生活的同时不忘惨痛历史和先烈的心声。这部作品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作家并没有把三姐妹塑造成超人,通过描写她们的少女时代、爱情和婚姻生活、成为革命者的过程和身份暴露之后的恐惧等等,作家着力挖掘她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矛盾,很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这也是一部歌颂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作品。《蝴蝶时代》给阿尔瓦雷斯带来了更多的荣誉,出版当年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评为“值得注意的书”之一,入选“每月好书俱乐部”,并入围全国书评家协会小说奖的终选名单,2000年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如今已经进入美国的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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