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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的幅度：解读《白色旅馆》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
作者：［中国］范跃芬作
这部既繁复精巧又富有想像力、创造力的小说引起了评论者对它的极大关注。有论者注意到作者把弗洛伊德纳入小说虚构的语境，审视弗洛伊德理论在此是否适用。这种分析是有意义的，恰好说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容许、需要多方位解读。不过，笔者却无法苟同该文中的某些观点。该文作者认为：“……如果津津乐道于小说中有关谨慎分析的技巧和细节，就抹杀了它的人文蕴含，正如把第六部分‘营地’理解为‘犹太人新的居留地’，把整个小说套上‘后现代主义’‘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术语一样，是对这部作品和那些理论的双重简化，甚至现实来说则更有一种危险性。”②但笔者在解读中看到，托马斯在文本中的确采用了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用多重视角去取代传统的单一的视角，用多重体裁的混淆去取代单一的小说叙事，用多重结尾去颠覆传统的终极意义、指涉历史人物，同时又颠覆历史人物。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表现后现代主义语言技巧的实验性小说。有鉴于此，本文作者试图在“细读”中审视蕴含于非理性主义寓言式叙事中的深刻道德、哲理寓意、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借用与解构，以及诸如并置、反讽等后现代主义小说特有的叙事策略的运用。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将进一步透视解读或误读的幅度问题。
欲与殇：一部俄狄浦斯
寓言式的书写
《白色旅馆》开卷引用了W•B•叶芝的诗句“我们以幻想满足心灵的渴求，这样的养料使人的心更残忍；维系仇恨的养分多于滋润爱心的要求”，为读者展示了20世纪充满色情和暴力的人类创伤。这部小说以弗洛伊德的女病人丽莎的生活为线索，探讨命运的偶然与必然、内省与冲动、不安与执著、懦弱与顽强、绝望与救赎。丽莎•厄尔德曼是弗洛伊德的病人，第一部中那首色情的叙事诗是女病人在精神错乱状态下写就的，后来她应弗洛伊德的请求整理这部叙事诗，而弗洛伊德就从叙事诗《白色旅馆》入手去分析她童年时代受到的创伤，使她得以康复。此后，丽莎也度过了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但好日子转瞬即逝，她在乌克兰巴比亚大屠杀中同成千上万犹太人一同遇难。小说旨在通过书写丽莎这一普通女性的人生际遇来探讨生命的价值与痛感，探讨人生的“荒谬”与“命运”，或者是“荒谬的命运”，一种萦绕每一个思索着的灵魂的、不可逾越的荒谬。
“每一个故事不都是俄狄浦斯故事的一种形式吗？所有的叙事不都旨在寻根、都表达了人与规训对抗时的心境、都反映了爱与恨的纠葛吗？”③与俄狄浦斯王一样，小说女主人公丽莎的经历仍是欲与殇的冲突、仍是对冥冥之中人的命运的探讨。在丽莎之前，俄狄浦斯、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斯……每一悲剧的主人公都对命运作了最坚决最彻底的反抗,却逃脱不出命运的樊篱。丽莎的经历是一个现代俄狄浦斯的经历，她虽败犹荣、一往直前的精神正是对人类本身以及它诗意栖居的现实世界存在意义的探究，这部寓言式作品也因此赢得了读者。D. M. Thomas, Memories and Hallucination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8), p.84.
②魏天真《一部小说和一门学说：把弗洛伊德挂起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84页。
③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 36.
④D. M. Thomas, Memories and Hallucination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8), p. 40.
丽莎接受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寻找丢失了的自我的过程。“我是谁？”几千年来，俄狄浦斯的问题在人的非理性的王国里回荡。在丽莎漫长的寻根之旅中，弗洛伊德充当了一位虔诚的聆听者，对丽莎的内心窥视到了谁也不曾探究过的深度。作者在承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科学有效的同时，也暗示它只是试图把握不可捉摸的人类心灵的理性方法之一，而用理性方法去揣测、分析非理性的心理现象，缺憾总是难免的。
丽莎并没有完全找回自我，当维克托写信向丽莎求婚时，她少年时期患上的精神疾病在一天之内再度发作，幻觉再度出现。她仍然无法解释不时发作的疼痛，而正是这种疼痛兆示出她将来的厄运。“如果有一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人类始祖亚当时代起便一直在聆听、做笔记, 他仍旧无法充分探究一个民族的心理，甚至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想法。”托马斯也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吗？即那些由弗洛伊德治疗的歇斯底里病人，他们的病症是由对将来的恐惧引起的，而不是来源于对以往不幸经历的压抑。”④显然，丽莎的病痛不是根植在过去,也不在于对以往痛苦回忆的压抑,而在于她对若干年后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赴死前遭受野蛮折磨的预感。正是一个纳粹士兵用穿长统军靴的脚猛踹她的左胸及盆骨（她平时经常感到疼痛的部位），才结束了她凄惨的一生。读者看到，一个暂时摆脱了受自身歇斯底里磨难的生命最终为另一种更加强大的集体歇斯底里所吞噬。
如果“挂起”的意思是“悬空、架空”，如文化大革命中将老干部“挂起”即是剥夺他的权利、不准他工作，小说中的弗洛伊德却无法“挂起”。这个虚构的弗洛伊德是托马斯用来浇自己胸中块垒的箭垛式人物，托马斯试图借他表达一个想法：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或假想能解决个体的心理问题，却无法应对受希特勒蛊惑的集体犯罪。丽莎个人的命运悲剧是根植于整个犹太民族的集体命运之中的。正如俄狄浦斯执着于真相才导致悲剧一样，犹太人的悲剧就在于犹太人国家虽然被灭，但他们的信仰却没有动摇，他们宁可流血，却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的执着最终造成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书写了犹太人的悲剧历史，也造就了丽莎的悲剧性命运。
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这是古希腊悲剧的观念。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迫卷入更深刻的悲剧性纠葛之中。俄狄浦斯王不是因为怠惰和愚钝，而恰恰是因为勇敢和正直才遭到惨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诗《回答》。于是，这里产生了无法回避的悖论和讽喻。而《白色旅馆》同样充溢着类似的悖谬与荒诞：懦弱和胆怯不是丽莎毁灭的原因，而恰恰是勇敢和善良导致她后来经历的种种苦难。她一连三天夜里梦到孩子，所以做了科尔亚的继母；没有人知道她的犹太血统，倘若她接受邻居柳芭的建议让孩子随柳芭逃走，或是向哥萨克士兵出示能证明她不是犹太人的证件一走了之，她本是可以逃离这场劫难的，但她却选择陪伴在孩子身边，走向毁灭。与此同时，这种笼罩着每一个灵魂、不可摧毁的荒谬也体现在其他普通的个体身上。为了保全妻儿，丽莎的丈夫维克托违心地“揭发”同事，但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中仍不免死于改造营的厄运；邻居柳芭的丈夫万尼亚被捕、被判刑仅仅是由于对一个顾客发牢骚，说他修补皮鞋使用的原材料质量低劣。
千千万万个被丽莎描述为“比圣人更圣洁，简直是一个天使”的柳芭们被集体埋葬在巴比亚。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座座非理性的、血腥的、荒诞的白色旅馆。白色旅馆是一个隐喻，一种类似于希腊悲剧中的神谕的东西。丽莎想要逃离“白色旅馆”般的精神樊笼，最终却同千千万万个“丽莎”永远被埋葬在大屠杀下的“白色旅馆”中，她试图摆脱命运的束缚，但终究不免屈从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