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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七千部西书入华及其影响
作者：毛瑞方
此外，《火攻挈要》三卷，书题泰西汤若望授，宁国焦勖述，1643年刻印，又名《则克录》，收入《海山仙馆丛书》。这本书上卷叙述制造各种火器的方法，中卷说明各种火药的制造机器及各种铳的试放、装置和运用。下卷阐述火攻秘要、守城、海战、炮战原则。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明末军事技术的革新颇有裨益，表明中国的兵器制造业较早地吸收了欧洲的一些先进技术。
《泰西人身说概》是西方医学最早传入、影响最大的解剖学著作。复旦大学教授邹振坏曾著《{泰西人身说概)：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部著作的情况。依据他的观点，这部著作是邓玉函或者是罗雅各根据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和现代医学的创始人、16世纪比利时的维尔萨鲁斯(Andress Versalius)的著作翻译而成的，分上下两卷。这部书充实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火攻挈要》和《泰西人身说概》两部书，没有史料能够十分明确地证明就是七干部西书中的两部。但是，《火攻挈要》的作者是汤若望，《泰西人身说概》的作者是邓玉函或者罗雅各，这三个人都是和金尼阁一道随同七干部西书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在那个时期，这样身份的三个人的著作或多或少应该是与七干部西书相关的。
二、七千部西书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罗明坚出版了第—本中文译《天主圣教实录》以后，传教士们与—些中国学者—起，编译了大量宗教书籍和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尤其是七千部西书入华以后，直接刺激了耶稣会士译著的急剧增加。
1623年，艾儒略增译的《职方外纪》五卷刊印。这部著作以庞迪我和熊三拔所写的抄本为底本，增译了随七干部西书来华而得到的较新的一些材料。它所介绍的世界人文、自然地理，比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要详细、清晰得多。全书分为五卷，前附万国全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未亚图和南北亚墨利加图。卷一介绍亚细亚；卷二为欧罗巴；卷三为利未亚；卷四为亚墨利加。此每卷中先有各大洲总说，后继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其中，卷二专述欧罗巴，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多，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卷五则先有四海总论，然后分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分别介绍海洋知识。《职方外纪》反映了16世纪欧洲地理科学和航海技术的的认识水平与成就，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了窗口，使中国人看到了精彩的外部世界，从而开始打破“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旧有观念，为后来龚自珍、魏源等一辈人开了风气。但是由于它的宗教神学观点和欧洲中心观点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它的影响延续下来，“至19世纪30年代，《职方外纪》仍是中国士大夫可以从中获得地理知识的珍本”，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就大量引用了《职方外纪》的内容。它还先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天学初函》、《墨海金壶》、《边防舆地丛书》中，近年又被中华书局注释刊印出版。
明末学者和传教士还将七干部中的一些宗教哲学书籍，翻译成中文，将亚利士多德学说传入中国。明末亚利士多德学说，由葡萄牙高因勃拉(Coimbra)大学哲学讲义而译为汉文的有下列各书：1624年，毕方济译《灵言蠡勺》；1628年，傅凡际、李之藻译《寰宇诠》；1631年，傅凡际、李之藻译《名理探》；1631年至1640年，高一志译《修身西学》。这些西方宗教哲学书籍中“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具有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意蕴，加强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交流，具有一定意义和影响。首先，它们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内容；其次，引进了西方近代一些逻辑思维方法；另外，它们还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文本材料。明末清初学术界出现的以讲求实行、实用、实效以及重证据、讲逻辑为主要特点的实学思潮，乃至乾嘉的考据之学，应该说是受到了西方哲学东渐的一些影响。
三、七千部西书的装潢与版本价值
金尼阁从欧洲募集到的七干部西书的残余是北堂图书中装帧最有特色的部分，这在我的《关于七干部西书募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这些特有的装潢特征能够帮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七干部西书的版本价值：
第一，七千部西书精心设计、富丽堂皇的较为统一的外部特征，尤其是教皇赠书前后封上的教宗圣徽和耶稣会会徽，给我们提供了辨别七干部西方古籍的明显特征。(如图)
第二，七千部西书中有一些题记和签字，反映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情况，是研究15至18世纪天主教东传史的重要史料。例如，3254号书籍的扉页上，有用拉丁文书写的题字：“1616年5月1日教廷御医及采药专员Joames Faber，谨献给最可爱最忠实的朋友，耶稣会士中首先从中国返回罗马的金尼阁司铎。”另一页上也有题记称“教廷御医及采药专员Joames Faber，谨以此书献给密友金尼阁与邓玉函，借作旅途纪念”。这些题记侧面地反映了金尼阁及其助手邓玉函在欧洲募集图书的情况。有些题记对于研究和考证分布在各地的传教士及其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欧洲印刷业的摇篮时期，那一时期所印书籍被称为“摇篮本”，版本非常名贵。珍贵的“摇篮本”即使在欧洲现在也很少见。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欧洲印刷史和欧洲版本学具有重要意义。沈弘在其论文《中国究竟有多少“摇篮本”》中介绍了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几部“摇篮本”著作，其中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北堂藏书中有四种五册，分别是《安哲罗全集》、《反异教大全》两个复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其中，《安哲罗全集》破损过于严重，已经无法与读者见面；因此，他详细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反异教大全》—个复本的版本情况。李国庆、孙利平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沈弘的结论进行异议与评价。他们认为北堂藏书中的“摇篮本”应该只有三种四册，并补充了沈弘没有见到的《安哲罗全集》的版本信息。
四、七千部西书与中国近代图书馆
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人在12世纪中叶就传入西班牙；至15世纪，欧洲已普遍采用造纸术。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和约翰内斯·古登堡在技术上的改革(1455年)，则直接促进了欧洲的印刷业和图书制造业。书籍的骤增，要求建立更多更大的图书馆；并改善昔日的图书管理制度及方法，用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于是，欧洲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反过来，这种发展又为普及文化知识与传播科学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7世纪初期，欧洲图书馆理念开始向中国传播。
金尼阁与七千部西书对于欧洲图书馆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功不可没。首先，他重返欧洲募集图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所图书馆。对此，耶稣会士拉马尔高度评价道：“关于金尼阁之征求书籍，即为全中国筹划若干完备图书馆，吾人可见金氏实获得一大成功。”其次，七千部西书被带回中国后，成为教堂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七千部西书中关于西方图书馆及其观念的部分被传教土艾儒略吸收，在其《职方外纪》卷二记述欧洲各国地理概况时最早介绍了17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图书馆情况。不仅如此，艾儒略还介绍了西方图书馆观念。《职方外纪》说：欧洲诸国“其都会木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这段文字虽然简短，却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图书馆的两个重要观念：一是官设图书馆的观念，二是“公共”图书馆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不仅在明末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即便是在两百多年后的戊戌维新时期仍然是一种比较新的观念。
虽然“图书馆”第一次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统一名称是在此后290多年才得以确定(1909年清学部在《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撕附的《分年筹备事宜单》中专门列出了“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等事宜，第二年学部专门拟定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但明末清初金尼阁重返欧洲募集图书的事件，仍然可以被视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与在华开展图书馆活动的前奏，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西书七千部入华的确是明清时期西方图书输入中国图书数量最大的重要活动，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批西书理当成为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记载较少，迄今为止，对这一事件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论著不多。七千部西书遗著的秘藏、西书多种文字的隔阂以及对其残存情况不了解等问题，使我们全面、具体地分析七千部西书的内容还很困难，还有不少悬念与疑问亟待解决。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探讨研究，使得这批宝藏尽早为我们所完全了解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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