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谈谈一件误传的“成都交子”图片
作者：屈小强
至于南宋末的现钱关子，《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以及宋末元初人(佚名)写的《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及元人刘一清写的《钱塘遗事》卷五均记为：凡红、黑八方印形成“宛然一贾字”的图形。那件所谓成都交子图当然未具备这—特征。
除上述钱引、仅行三月即罢的交子(东南)和东南会子及现钱关子外，南宋朝廷还批准发行过淮交(淮南交子)、湖会(湖北会子、湖广会子)与限于四川及四川北部部分邻近地区流通的四川银会子、关外银会子、四川小会子、关外铁钱会子(也称小会子)、四川宣抚司金银会子和接替钱引与银会的四川会子；不过它们却未具有那件“成都交子”图所称“除四川外”或专在川外“诸路州县”统一行使的特征。
还有学者另辟蹊径，提出所谓成都交子图可能是宋代的盐钞或赈济券(有的赈济券称“关子”)。但这已超出货币史讨论的范畴，故按下不辩。
三、面额的铸定，证明它不是私交子或早期官交子
倘按事物初起，多较粗略的特点，或许可将那件“成都交子”图目为私交子(私交子尚不能视为货币)或早期官交子；然而，《楮币谱》等相关史料的记载仍给予了坚决的否定。《楮币谱》说：
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
这是讲的私交子的情况。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的一段记载可为补充：
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
自天圣元年十一月朝廷始置益州交子务起，便进入官交子时期。早期的官交子仍一如私交子的办法，继续以押字、隐密题号及屋木人物等在纸币正反面形成“朱墨间错”的形制，金额也是临时填写；不同之处是限定了所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还增添有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印记。这种仍显粗放的局面，直至宝元二年(1039年)才改变。《楮币谱》记载说：
宝元二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
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
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
这段文字说明：自宝元二年，益州交子务的交子发行始有计划，规定了发行面额：十分之八是十贯的，十分之二是五贯的，按此印制；停止填写、发放其他金额的交子(即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熙宁元年(1068年)，又将发行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的两种，以便于市场流通；还置抄纸院，专门制造用于交子的特种楮纸，“以革伪造之弊。”史实证明，自宝元二年起，官交子方逐渐走上正轨，步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中后期。
对比那件“成都交子”图，虽然有屋木人物和一些题号(如图画右上角的“千斯仓”)，但面额“七百七十陌”却是事先书铸好的(不是临时填写的)，显与典籍记载的私交子或早期官交子不符；因此断非私交子或早期官交子。按“七百七十陌”云云，并不见于宋史有关交子的记述，倒是《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会子》宝祐四年(1256年)宋理宗诏准的台臣奏上，就发行四川会子有类似文字：
……视淳祜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公私俱便矣。
按，宋廷诏以七十七钱为一陌(陌通百，亦作佰)，谓之“省陌”，七百七十钱为一贯。那件“成都交子”图上的面额，等同现钱一贯(有人释为一百贯，误)。它的问题不仅在于“七百七十陌”乃先行书铸好，而且在于并不突出，有违于迄今见到的中国古代纸币实物——自元朝“五百文”中统元宝交钞(图四)起——的面额排版习惯。即便尚有些争议的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面额“大壹贯文省”，也是在右上部单列一行(并以线框圈住)书铸，较为醒目。
总之，仅从面貌上看，那件“成都交子”图也系“天外来物”、“四不像”另类，疑窦丛生，令人百思难得其解。
四、来历的不明，提醒我们当对它慎用、慎传
那件“成都交子”图，其来历很是可疑。据说它的拓印铜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田中清岳堂；最早收载者，则是日本奥平昌洪写的《东亚泉志》一书。所谓成都交子图，实为其拓片，长171毫米，宽95毫米。以后它返传入国内，为中国学者著述收录，如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由于它只是一件钞版拓片，不是纸币实物照片，所以直指其为“成都交子”或“北宋纸币”、“宋代纸币”云云，也犯了概念上的错误。因为纸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职能(如流通手段)是它的印版或印版拓片完全不具备的。纸币与其印版拓片不能混为一谈。
再说《楮币谱》、《宋朝事实·财用》等宋史货币资料记私交子和早期官交子为“朱墨间错”、中后期官交子与钱引等用三色套印，也就是说，宋代纸币起码要用两三个印版才能完成一张成品的制作。《楮币谱》上载明中后期官交子和钱引采用六方铸印，即六块印版。1983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的一组南宋关子钞版(系铅质试样雕版)，则为八件，包括关子正、背面各二块印版及四块印章。日本所藏的那件“成都交子”铜版，从套印技术的角度讲，不过是印版组件之一罢了。即便它非膺品而去用成都抄纸院的特种楮纸来印刷，也变不出真资格的纸币来；何况并不能排除后人作伪的可能性。
可以说，关于所谓成都交子的确切“身份”，关于它何时何地被何人发现，又是如何辗转流传到日本的——迄今未有任何人、任何著述能够说清道圆。既说不清、道不圆，又何必把它当宝贝抱着不放，一厢情愿地替它徒背包袱呢?(数十年来，向它质疑、诟病者一直没有断过)中国史学传统讲究“孤证不立”。所以，在未获得可靠的史料支持或文物印证之前，在未弄清真相、取得共识之前，今后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川人、成都人，除研究外，一般还是慎用、慎传甚至不用、不传这件所谓成都交子或宋代纸币的图片为好；尤其不要作为定论而用在面向海内外普通公众的形象宣传以及包括中学课本(如全国初高中《中国历史》统编教材与本地乡土教材)在内的知识性普及读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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