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简记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
作者：李豫川
刘沅先世居湖北麻城孝感乡。明中叶正德—嘉靖间(1506年－1566年)，其远祖刘朝弼，为避世乱，举家迁蜀，定居眉州(今四川眉山)南郊。五世祖刘坤，有学行，通经史，尤精《周易》，曾在蟆颐山下设馆课徒为业。明末清初，全川大乱，刘坤率家四处逃难，历尽艰险，溯杨柳河而上，栖止于董村(今温江县公平镇)，后移居云栖里(今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刘沅之父刘汝钦(1730－1789)，号金华子，幼承家学，尤喜研《易》，工于诗文，乐舍好施，有豪士之风。
刘沅自幼体质孱弱，然聪慧过人，好学不倦。7岁能文，邑人目为“神童”：8岁入私塾，10岁时到离家20里的板桥子文昌宫(在今双流县黄甲乡境内)，受业于贡生古鹤峰，首尾达8年之久。文昌宫西墙官道旁有一通丈余高的石碑，上刻伍肇龄翰林楷书的“清儒林刘止唐先生兄弟读书处”(惜毁于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之劫)。
乾隆五十四年(1789)刘沅考中拔贡。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考中举人。时年25岁。
嘉庆元年(1796)，刘沅之兄刘芳皋(沼)在北京考中三甲第六十六名进士(本科状元为赵朴初之先祖赵文楷)，授翰林院庶吉土(三年后任工部主事、广西直隶郁林州知州)。时刘沅落榜。这次兄弟二人进京会试途经湖北当阳，同游紫盖山(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遇静一道人，相谈甚契。静—道人精通儒、释、道三教，学修并重，主张三教合一，赠刘沅“纯阳子”注疏的《道德经》。刘沅从此潜心研究国学，尤其是道家学说。
刘沅居京期间，家中迭遭不幸。先是刘芳皋之子病逝，接着是恶邻侵占他家祖茔，致使孀居的母亲忧愤成疾。刘沅闻讯，昼夜兼程，奔回故乡。他体质素弱，遂元气大伤，一病不起，多方延医服药，终无转机。
嘉庆四年(1799)一天，刘沅在彭家场街上，遇一摆摊卖药的长髯老翁，“形容殊异”，意态如闲云野鹤，目光炯炯有神。刘沅求赐祛病疗疾之方。老翁端详良久，说：“君病除须重用培补气血，养心安神之药外，尤应格外注意修身养性。”并援引《抱朴子》：“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讲了“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类先哲养生至理名言。
经老人施治，刘沅逐渐康复，旋拜其为师，执弟子礼达五年之久。刘沅在《槐轩全书》中，多次尊称其为“野云老人”。此翁传授的道家静功，使一个先天体质孱弱的病夫子，得以乐享88岁高寿。刘沅后来回忆野云老人对他的教诲时说：“人生天地气化之中，修短丰啬，前人谓为气数之命，无可如何，而不知圣人以守身存身之学，教人补造化之穷，不留缺憾，所以至诚尽性而尽人物之性，参赞化育。”这就是说：如果遵循圣人的教导，按照“守身存身”之义去修身养性，就可以弥补先天不足而乐享天年。刘沅终生恪守“守身存身”之义，他解释道：“凡伤身致疾之事，自少弗为，不延年者寡矣。《周易·系辞》云：‘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刘沅三次会试不中，30岁后绝意仕进，在家奉养老母，潜心经史，讲学课徒，著书立说，惠及后人。嘉庆十八年(1813)，先生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鸠工庀材，建一宅院。院有老槐一株，宅遂名曰”槐轩”。此后42年，刘沅一直在此治学讲学。其教学方式是平时令诸生自学，留存疑难，定期会讲，一一解答，并指导学生晨昏静坐，养Jb存神，强身健体。学费则不计多寡，听任学生视自家财力而定，家贫者无馈亦可。《清史稿·刘沅传》记载：“著弟子籍者前后数千人，成进士登贤书(即中举人)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贤名播于乡曲者指不胜曲。”仅以刘沅子孙为例，80年内，竞有八人中举和中翰林，时人誉为"Jk龙挺秀”。“槐轩”于是成了四川最负盛名的大型书院式私塾，学生最多时竟达三百余人，学习期限最长的达十余年。民国时期，“槐轩”门额尚镌刻着伍肇龄先生楷书的“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惜1959年建造锦江宾馆时拆除。
道光六年(1826)，礼部下文，选授刘沅为湖北天门县知县。先生时已59岁，辞以丁艰守制。朝廷念其孝诚，改国子监典簿，然先生不久又乞假还家。刘沅一生，实未做官。
刘沅“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清史稿，刘沅传》)，力图将儒学从繁琐哲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圣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没”。他认为：“文学传说愈多，圣道弥晦”，真正的圣道圣学在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唐以后言道者始益支离”。因此，刘沅除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详尽的注解外，还对一切他认为不符合孔盂原旨的思想言论，一一加以辨正，以“辟流传之误”。在其撰写的《正讹》一书中，他对唐代以来的著名理学大师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的主要著作都加以评论，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
刘沅“注经参以佛、老”，以儒家之说为准则，对佛、道之言不是一概排斥，凡与儒学相一致的地方则加以肯定。他说：“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并认为排僧道之所为是应该的，但排佛老之学说则是错误的。他熔儒、释、道三教旨归于一炉，显然是受了静一道人、野云老人的影响。
刘沅一生著述宏富，除前已述外，尚有《十三经恒解》、《春秋恒解》、《蒙训》、《周易象意释要》、《大学古本贡言》等等，在文史哲和中医诸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刘沅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以“太极”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但也包含有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
笔者家藏明清版本医籍中，有刘沅所著《医理大概约说》。其发挥《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的精义，阐明了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以及东汉名医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该书目前国内已不多见，几成孤本。近代蜀中著名伤寒学家、被尊为“火神派”祖师的郑钦安(1824－1911)就是刘沅的学生。
刘沅宣扬国学不遗余力，多次带头捐资修复成都青羊宫、二仙庵、武侯祠以及新南门外的关帝庙等。新津县城南天社山老子庙，是“法言坛”(三教合一之道，以儒家为主，尊道教诸神，举行道教法事)的重要坛场。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天社山一名稠梗山，为老子隐居之所。”该山是道教的实际创始人张道陵所设“二十四治”中的“稠梗治”所在地：它面向邛水，统领群山。山间老子庙始建于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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