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丰骨棱棱一异端

作者:李祥林



  明清时期,随着市民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思想文化界一度活跃,出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文人士子。人称“丰骨棱棱”的李贽(1527一1602)是其中代表之一。这个“异端”文人,无视世俗非议,招收女弟子,惹得舆论沸沸扬扬,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如此,他还在思想界公开为妇女辩护,锋芒直逼那钳制人性的陈腐道学。
  出生在福建泉州南门外的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是家中的长子,下边有好几个弟弟妹妹;父亲是个坦荡豁达、不慕名利的教书先生。他6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因而自立意识在李贽身上萌生甚早。从小就喜欢思考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他26岁中举,奔波宦海20多年,屡屡受到上司羁绊,被礼教束缚,凡此种种,都为天性不羁的李贽所深恶痛绝。他在《感慨平生》中就说过:“我平生不爱属人管”,终于在55岁的时候辞掉了官职,获得了他向往的自由生活。从此,他潜心著述,四处讲学,去做一个“不蹈故袭,不践往迹”的“狂者”(《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去发展他那跟程朱理学格格不入的异端思想,留下了《焚书》、《藏书》等传世名著。
  这个李贽,不谈什么孔学正脉,也不斥什么佛道异端,但凡论道有理,不限哪家哪派,都可以成为他研学的对象。尤其可贵的是,不管接受什么新思想,他都清醒地保持着自我的批判眼光和独立意识。譬如,他一方面接受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以及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天地万物一体”主张,一方面却抛弃了后者学说中“但惟圣人能致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的消极成分。正是在这种不断取舍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个李贽。跟释门中人过从密切,《焚书》中亦有不少地方谈禅论道。他62岁那年夏天,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又不僧不俗的模样。朋友们见了,无不吃惊,或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存,犹是剃落不尽。”李贽回答:“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天气太热,剃发避暑,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胡须,他则说:“此物不碍,故得存焉。”(《李温陵外纪·卓吾老子墓碑》)友人闻言,会心地笑了起来。
  其实,李贽削发,不仅仗是因为天热。此前,春天寄手稿给“狂禅”朋友焦竑时,卓吾先生就有了这念头。他在致后者信中写道:“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指头发——引注)耳,又何借此种种而不以此成名耶!或一会兄而往,或不及会,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报曰:‘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焚书》卷一《答焦漪园》)反正世人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再剃个更怪异的光头,让你们说去吧。这个李先生,真是出格!
  在世俗和伪道学的眼中,卓吾先生更“出格”的行为,是同女弟子的交往。在他门下,女弟子梅澹然是个孀居女子,其父梅国桢与李卓吾熟识。梅澹然对佛法也很有兴趣。师徒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佛学问题。梅氏入了佛门,李贽称之为“澹然师”,并有《题绣佛精舍》(《焚书》卷六)诗赠她,诗云:“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是谁?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
  当时,在梅澹然的带动下,一些习佛学道的女子常常来向李先生请教佛学,他也客客气气地称她们为“众菩萨”。然而,这种正常的人际交往被正统理学家很是看不顺眼。他们跑来攻击李贽“宣淫败俗”,并且指责学佛女子,聒噪什么“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对此,李贽非常气愤,遂挥笔写下《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焚书》卷二),给予严正回击,认为,若以耳目所见论远近,女子确实比“主外”的男子见短,但这是社会要求她们“主内”的生活状况造成的,不能怪她们;若以思想认识论远近,则根本就不能以所谓男女来划分。他指出,以性别差异断定见识高低才真正是“见短”。接着,李卓吾断言:“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在理论上公然替天下女子张目,显然是跟封建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背道而驰的。卓吾先生能有此思想,当然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纵观宋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我们知道,明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实际上从理学内部张起了反程朱理学的旗帜。尽管理学的体系未破,但内部成分已发生变更,学人兴趣也随之转移,明人张尔歧即云:“明初,学者崇尚程朱……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嵩庵闲话》卷一)王阳明提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等意在弘扬主体意识的哲学观点,直接影响到以情抗理、张扬自我而具备个性解放色彩的明代进步思潮,推动了继魏晋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的觉醒”。与之紧密呼应,“女子才识”问题也愈受关注。当时社会,人文启蒙思潮冲击下的妇女观发生着转化。作为对“女子无才是德”的反弹,明代进步文人公然宣扬男女“才智”平等。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卷首诗就喊出:“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门下不乏女弟子的李贽也有“好女子”和“真男子”之说。在他看来,古往今来那些才识过人的妇女像蔡文姬、王昭君等,非唯“男子不如”,甚至可以“真男子相称”(《初潭集》卷二)。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卓吾先生明目张胆地替女性说话,无拘无柬地跟女弟子公开交往,难免要被封建道学冬烘们所敌视。他们恶毒地咒骂卓吾先生有伤风化,坏了世道人心。不过,从同时代有识之士的记述来看,这个“异端”思想家之为人其实自见严谨。明代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三袁”。主张文艺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他们就格外心仪卓吾,这是众所周知的。有人问袁中道(字小修)是否学李贽。他坦白地回答:“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其中,不能学的五点是:“公为土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泪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
  以上五点,明明白白见载于袁小修为李卓吾所写传记《李温陵外传》。其中,第二点“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正涉及李贽的个人生活。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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