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阳翰笙与郭沫若

作者:徐志福



  周恩来在4月下旬天官府设的祝贺《屈原》演出庆功宴上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转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阳翰笙在《回忆录》中也说:“郭老以他的才情学力作了贡献,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为剧本和演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至于阳翰笙本人为《屈原》演出操劳奔波,演出后累得病倒吐血的事,他的日记却只字不提。这除当事人外,迄今恐怕鲜为人知了。郭沫若访苏后,其中苏文协主任职务亦全由阳翰笙代理。他也出色地完成了郭的嘱托。
  
  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突出郭沫若及其作品,就势必在白色恐怖中树立起一面抗争民主的旗帜,更有利于革命斗争。中共南方分局为了广泛出版郭沫若著作,决定由郭沫若家属(由于立群出面)集股成立群益出版社,文工会由阳翰笙、冯乃超参与主持。在《阳翰笙日记选》中,多处记载为成立“群益”操劳奔波的事。这个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屈原》、《十批判书》等郭沫若著作23种。在《洪波曲》、在《郭沫若年谱》、在《阳翰笙日记选》中,我们同样看到郭沫若对阳翰笙的真挚、深厚友谊。郭沫若十分关心阳翰笙的健康,为阳的《草莽英雄》修改出点子;为《两面人》的演出题诗;怕他返乡会遭特务暗算,劝他不要成行;当阳的父亲生日时特致电祝寿,……一桩桩一件件都凝聚了老战友的深厚情谊。
  
  三、历史剧各亮如椽笔
  
  抗战相持阶段,历史剧作家们写作时都拥有一个共同主题,都强调时代性、现实针对性与政治尖锐性。郭沫若、阳翰笙的历史剧都是古为今用,为表现时代精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
  郭沫若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他历史剧里的人物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不是合乎历史事实,而是合乎历史精神。他注意的不是“有些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常以人生事,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他笔下的人物富于理想,激情奔放;剧情想象丰富,诗意浓郁,多虚构夸张,语言诗化。他特别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抒情性,把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他所诠释的古人心理;同时亮出自己内心的契合点,大胆表现自己的人格与个性。比如《屈原》一剧,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上与历史事件相比,都作了大量大胆虚构。其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选择上虽也言之有据,其主旨与时代精神虽也一脉相承,但为使屈原精神更加突出,人物更加丰满,性格更加鲜明,更符合时代精神,而突出他既有诗人的气质,更有政治家坚贞、至诚的特征。他削弱了历史上屈原悲痛、忧郁、烦恼、绝望、无法自解的一些表现,强调他“愤懑”抗争的爱国斗争精神,把历史上屈原孤独、孤军奋战改为得到群众追随,虚构了婵娟、钓者、卫士等人物,借以表现人民的反抗。为使屈原形象更完美,剧情更曲折,《屈原》还虚构了宫廷中计,出走汉北等情节(虚构了南后等反面人物),改变了屈原的悲剧结局;从结构上讲,以屈原一天来概括他一生。总之,所有人物都理想化、诗化、辞赋化了。这是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核心所在。
  阳翰笙明确表示自己创作目的是“着眼于现实斗争”,要“以历史真实为核心”。他的《天国春秋》近乎是“历史化的历史剧”,“是用历史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他谈《天国春秋》创作意图说:“‘皖南事件’爆发了。蒋介石的屠刀向我们杀来,我们当然要反击。我想到寻找历史题材。想用历史事件来指桑骂槐,于是决心写历史剧,写我熟悉的太平天国题材。便用天朝‘韦杨事件’(天朝将领韦昌辉与杨秀清的争斗)造成的太平天国内部分崩离析,借以控诉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罪行。”其创作目的可以说与郭沫若“把这时代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借屈原时代象征当今的时代”是一致的。
  应该说《屈》剧、《天》剧都各有历史依据,都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相似点,都达到了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融会;但在创作思想、艺术风格上,阳翰笙与郭沫若却是不同的。阳翰笙严谨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天国春秋》比较注重于历史的真实性,着力于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阳翰笙的现实主义戏剧吸收、融会了民族戏曲的长处,注意在典型化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情节结构简捷明快,语言通俗畅达。当然,说阳翰笙主要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并不是说他排除其他表现形式,实际上他在《天国春秋》里也适当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诸如杨秀清、李秀成等天朝将领就有理想的成分(并未失去原型)。总之,二人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表现时代精神,并行不悖,各尽其妙,充分体现当时历史剧创作多元化的特点。
  在历史剧创作上,阳翰笙对郭沫若也不无助力作用。他以自己的历史剧创作推动、补充、呼应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正如苏光文在《抗战文学概观》一书中指出:“他们各以自己的史剧理论与史剧创作,影响和推动一个时期史剧的创作竞写热潮。他们各以自己史戏创作的鲜明特点和艺术力量,构成中国现代史剧创作史上光辉的一页。”更有相似之处是“他们的每出戏,从发表到演出都经历了七灾八难(国民党审查机构的种种刁难),因此文艺界称1943、1944年为“围剿郭、阳年”。1944年2月,南方局为将抗日斗争同民主运动结合并引向深入,指示“文工会”发起《文化界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郭沫若、阳翰笙受命后,亲自出马赴重庆各处征求了三百多位知名人士的签名。《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带来了不压于《屈原》一剧的轰动效应。“文工会”被蒋介石强令撤销后,阳翰笙和各界朋友商量,准备组织“郭沫若研究所”,借以代替“文工会”继续战斗,后因形势变化而作罢。
  
  四、五十年携手是知音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八年抗战,郭沫若、阳翰笙朝夕相处,同呼吸、共患难,在战斗中亲密无间,配合默契,结成生死同心的战友。在阳翰笙的日记里可以看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遭诋毁,他感到愤怒,与郭同商对策;郭沫若访苏受阻他忧虑,获批准,他欣慰;甚至连郭沫若酒醉后骂了朋友,他也深感不安;郭沫若每次演讲的成功且安全回来,他欣喜万分。阳经常劝郭饮酒要适度,醉后要控制感情。郭沫若访苏受阻,阳多方设法托人为之疏通;当获批准,即将起程时,阳欣然接受郭的重托,代理中苏文协主任一职;就要离别了,阳难舍难分,且看他1945年6月9日的日记:
  一时左右,送他到苏联大使馆。临别时我同他紧紧握手,什么话都不说了。同郭老一道工作整整七年有余。今天一别,究竟何时何地咱们才有重见之日呢?想到这里真叫人难过!
  郭沫若于1945年8月20日访苏归来。以后的几天,阳翰笙都为筹办欢迎郭沫若的座谈会而奔波忙碌。座谈会终于成功举行,通过媒体报道,既宣传了苏联,也突出了郭沫若的贡献。
  郭沫若对阳翰笙也是情同手足,可以说是战友加兄弟。
  在第三厅,在文工会,许多点子是阳翰笙出的。比如,向国民党军队发宣传小册子,阳翰笙就建议采取“左联”时鲁迅提的“钻网术”,即将册子改头换面:封面用蒋介石头像,内容插进中共的抗日十大纲领或有关抗日统战方针。此法果然奏效。上述两个机构的人事安排,大部分是阳翰笙提出建议经周恩来批准,郭沫若欣然同意而后定夺的。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事无巨细,都得真抓实干。作为厅长的郭沫若出头露面去应酬、管大事;行政事务,厅内的联络、沟通,阳翰笙具体主持。郭沫若对阳翰笙非常放心。他深知阳翰笙办事精细,既讲原则,又灵活变通,背后还有周恩来掌舵指导,十分稳妥。特别是后来郭沫若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所有常务工作,都交给任副主任的阳翰笙主持操办。在当时,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指示是通过阳翰笙转达的,因为郭沫若由日本返回,虽已秘密恢复党籍,但公开身份是以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主持第三厅的,这有利于开展工作。阳翰笙建议组建中华剧艺社演抗战话剧与敌斗争,郭沫若大力支持并提了建设性意见;得到周恩来批准后,郭又以文工会名义拨给阳3000元经费作开办费,还写了《屈原》等剧本给该社演出。阳翰笙抗战初期写的几个抗战电影都征求过郭沫若的意见,得到大力支持。比如《塞上风云》要到塞外拍外景,需跨越几省,没官方支持就难以起步。郭沫若以第三厅厅长名义鼎力支持,还搞到了几套将校级军队服装给应云卫备用;临出发前与阳翰笙及“中制”厂长郑用之一起为西北摄影队送行,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相鼓励。当摄影队拍摄归来又亲临欢迎会,郭沫若即席吟诵长诗赞美“凯旋”,说:“你们勇敢的行动是一条铁鞭,鞭策了我们同志,鞭策了我们同胞,尤其鞭策了我这匹老马。”他还高度赞美《塞上风云》是:“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当阳翰笙写的话剧《两面人》上演,郭沫若立即在报上发表诗作加以赞美,使《两》剧演了21场,几乎场场客满。在生活上,当阳翰笙因为父丧经济拮据苦恼时,郭沫若动员朋友们给予帮助,并劝他为安全计,最好不要急于赶去奔丧。阳翰笙生日时郭为之做生并亲自下厨。阳翰笙在1942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说:
  午后,郭、杜(杜国庠)、郑(郑伯奇)、冯(冯乃超)、何(何成湘)诸兄为我做生,小于(于立群,郭沫若夫人)便添烧了几个菜。大家很高兴,一直闹到晚十时。
  1949年初,郭沫若、阳翰笙先后抵达北平,和周扬、茅盾一起筹备全国文代会。政务院文教委员成立,郭任主任,阳任副秘书长;1953年以后;郭继续任全国文联主席,阳翰笙仍作郭老助手,先后任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后兼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为社会主义当代文学作出了新的贡献。1964年,康生点名批评阳翰笙的《北国江南》,扣之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从而拉开了“文革”序幕。眼看老战友蒙难,郭老愤慨已极,顶着妖风恶浪于是年春节偕夫人去阳翰笙家拜年。这危难时的抚慰,给阳翰笙多大的慰藉啊!后来阳翰笙被监禁,9年音书断绝;而郭老处境也十分艰难,但对老战友的思念亦随同病情与日俱增。阳翰笙出狱后立即派女儿探望郭老,郭老由夫人搀到客厅接见,详细询问了老友健康情况,一再叮咛他要好好保重身体。1978年郭老病危,阳翰笙急速赶到医院探望。此时,郭老躺在床上已昏迷不醒,再也听不见老战友的呼唤了。在这生死离别之际,阳翰笙感慨万端,真是“床头执手默无言,死别生离旦夕间;天下都乐君却去,互流热泪湿胸前。”(引吊赵丹诗)
  
  1955年春,阳翰笙(右二)、郭沫若(左二)与来北京汇报演出的川剧团演员同游颐和园。左一为席明真(川剧导演),左三起为川剧演员张巧凤、许倩云(左四)、陈书舫、王廷芳,右一为晓艇。
  
  阳翰笙从1926年5月结识郭沫若到1978年与之诀别,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都做郭老的参谋、助手。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互补互勉,并肩前进。同志爱、战友情,江河与共,日月同辉。他们虽然性格特质大相异趣,却和谐相处几十年,亲密无间,没有翻过脸。有专家评论称:郭、阳是刚柔相济,阴阳协调。当然,更主要是他们革命目标一致,才会由相识相知到生死同心、肝胆相照。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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