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阳翰笙与郭沫若
作者：徐志福
一、大革命缔结刎颈交
阳翰笙生于1902年，比郭沫若小10岁，宜宾高县人。他对郭沫若虽说心仪已久，但真正相识，还在1926年到广州以后。1925年“五卅”前后，阳翰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工运，并任上海学联总会执委，后出席全国七届学代会。郭沫若此时也在上海，与曾琦、熊晓岩、何鲁等筹组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起草《五卅宣言》发在同年7月《晨报副刊》上。两人虽在同一个城市，为了同一目的斗争，却无缘见面。1926年1月阳翰笙奉调广州。5月初，他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听到郭沫若的讲演。两个川南老乡一见如故。会后，郭与川人陈启修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邀请阳翰笙参加。5月14日，四川革命同志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郭与陈当选为执行委员。郭兼出版部委员长，负责起草宣言、筹办会刊，阳被选为监察委员。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合作共事。其时北伐军兴，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邀约阳翰笙、李一氓一起从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阳翰笙暂留下，郭沫若、李一氓随军北伐。1927年7月2日，在广东大学法科院，四川革命同志会为郭沫若举行隆重欢送会。阳翰笙在会上代表“同志会”致欢送辞，豪情洋溢，大壮行色。郭沫若听后，异常激动，表示要“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中夺回政权来”!
1927年8月1日，南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3日，郭沫若在九江与阳翰笙晤面，不约而同的意愿是到南昌参加起义军。彼此都请示了有关领导，决定同李一氓、梅龚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一道连夜各坐一辆手摇车离九江向南昌进发。郭、李在前，路遇散兵，武器、衣服、日记等被洗劫一空。抵达车站，郭沫若当即出上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要大家对下联。阳翰笙看了李一氓从头到脚的伤痕，立即应道：“李秘书上中下俱伤”。彼此相视大笑。他们于4日晚到南昌，与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恽代英等会面。郭沫若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阳翰笙被分到叶挺的二十四军任党代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征。稍后在汀州休整时，阳翰笙被任命为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辅助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做政治宣传工作。在枪林弹雨的严酷斗争中，他们生死与共，彼此信赖，建立了牢固的友谊。部队撤到流沙，在一座破庙里开前委会。还未散会，敌人便四面袭来。阳翰笙、郭沫若随叶挺保护周恩来乘黑夜冲出了重围，但队伍被打散了。阳翰笙与吴玉章露宿山头，天亮时不见了郭沫若。阳翰笙连忙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他。他此时正若无其事地在挥毫为村里人写字呢!
10月初，郭沫若在流沙农会干部的帮助下，乘船到香港，于下旬转抵上海，与家人团聚。而阳翰笙却被安排到海丰县一基层干部家里，受到疟疾折磨，后在农友救助下乘一叶木船飘到香港；直至11月上旬才由党安排回到上海，又与周恩来、郭沫若会合了。
郭沫若投笔从戎，经历了北伐南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返回上海后，继续以“创造社”为阵地，办刊物、造舆论，打击敌人。阳翰笙、李一氓也应他之邀，并经周恩来同意，参加了创造社。由于郭沫若1927年4月发表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的反共罪行，蒋介石向全国下通缉令，悬赏三万元。回上海后，郭先躲在内山完造书店里，有关创造社的会议都在那里召开。1928年2月14日，郭沫若与阳翰笙、李一氓商议办刊物事。郭沫若给刊物取名《流沙》，借以纪念他们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流沙突围，刊名也是郭题写的。阳翰笙、李一氓将《流沙》和《日出》旬刊一直办到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为止。按周恩来同志指示，郭沫若把社里的事全交给阳翰笙、李一氓、潘汉年(三人党小组)等负责；他则于1928年2月16日乘船去日本，一去十年，彼此极少书信往来，信息全由内山完造代转。阳翰笙、李一氓等不负厚望，把两个刊物办得很有活力，每月按时交100元给内山完造，由他寄给东京朋友转郭沫若做生活费。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一边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边把批评矛头对准鲁迅和茅盾等。郭沫若远在日本，信息不便，也附和着写过一些过激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作为文化党支部负责人的阳翰笙对社内的过火批评虽深感不妥，欲制止却制止不了，但他从来未写过“批鲁”文章。后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与阳翰笙、潘汉年谈话，要求分头做两派工作，立即结束对鲁迅的批评，停止论争。阳、潘召集两社党员传达贯彻，除结束了论争外，还同其他10人一道发起组织“左联”。郭沫若在日本来信支持，并捐赠《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将版费作为联盟的基金，阳翰笙、潘汉年、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党员骨干，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抗战中续写战友情
1935年2月，由于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阳翰笙、田汉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直到七七事变后才恢复自由。1937年7月下旬，一听说郭沫若返沪，阳翰笙立即赶到上海，在沧州饭店与郭沫若会晤。十年不见，两人禁不住作彻夜长谈。9月初，阳翰笙奉调武汉，周恩来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急速组建文艺界各抗日统战组织；一是协助郭沫若筹建第三厅。1938年初，在阳翰笙组织下，相继成立了全国“剧协”、“影协”、“文协”等抗敌群团。紧接着，阳翰笙又襄助郭沫若筹组第三厅。开初，郭沫若不愿“在国民党支配下，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后经周恩来多方开导，经阳翰笙的耐心劝勉，郭沫若接受了第三厅厅长的任职；阳翰笙襄助他作统管第三厅行政事务的主任。无论从第三厅的组建到第三厅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如七七宣传周的献金活动和几十万人的大游行、组建各种演出团队到基层演出、赴香港购买药物器械等)，阳翰笙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郭沫若的得力助手。当时在文化界有这样的说法：“阳翰笙是郭沫若的代言人和左右手。”他们共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把第三厅办成一个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夹在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1940年秋，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和破坏，郭沫若、阳翰笙等毅然第三次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并带领大家集体退出第三厅。稍后，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巧妙斗争、积极争取下，成立了以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表面上，“文工会”是学术机构，实则是党领导的又一抗日战斗堡垒。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构，举办各种讨论会、读书会、研究会、专题讲座、座谈会、纪念会，甚至还以“红白喜事”来宣传党的主张，以此来团结朋友，争取群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阳翰笙日记选》详细实录了阳翰笙同周恩来、郭沫若常在一起共商斗争方略的事。
比如，为了对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进行反攻，南方局和周恩来决定举办庆祝郭沫若50寿辰暨创作25周年活动。1941年10月在郭沫若家，周恩来责成阳翰笙承办此事，要他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动员各方人士参加。阳翰笙受命后，积极奔走，联络各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组成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陈布雷、孙科、张道藩等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还组织起两台专场演出：一台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一台是阳翰笙自己赶写的《天国春秋》。两台戏都由阳翰笙组织编导演员排练。经过一月的操办，于11月16日举行了有两千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冯玉祥主持，老舍、张道藩、黄炎培、沈钧儒、周恩来等先后讲话。周恩来称郭沫若为“革命战士和旗手”。两台演出也按时举行，场场暴满，轰动山城。此次活动是我党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在国统区开展的一场重大政治、文化斗争，由重庆发起而带动全国，冲破了白色恐怖，争得合法集会的机会。祝寿的成功，激发了郭老的激情。他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写成《屈原》这个剧本。在写作过程中，郭沫若多次征求周恩来和阳翰笙的意见。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到郭家，郭正写作《屈原》，他读了两幕给我听，觉得写得好。我在技术上提供了点小小意见给他。郭创作力之健旺，真令我很惊佩。”1月13日“中午郭读完了《屈原》四、五幕给我听。他对剧本很满意，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陷害屈原的主谋人物，似乎不应是南后，否则又会被人认为是女人误国。他同意后将南后责任减轻，想法修改、修改”。可以看出，郭沫若10天内写出《屈原》，阳翰笙几乎都在身边，密切关注着剧本的发展。因为周恩来准备再利用《屈原》演出掀起团结抗日争取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他责成阳翰笙：“配置强有力的阵容，保证剧本的演出效果，只准演好，不准演坏。”阳翰笙受命以后，首先在演员配置上下了大工夫，四处奔走商借优秀演员，请名家导演，请监场、配曲、美术设计，甚至演出场地也到处张罗。从阳翰笙于1942年2月7日所记“与郭商谈《屈原》的演出事”算起，到2月28日所记：“经过数日奔走，《屈原》全部演员名单总算决定下来，且在郭家对过两天台词了”，整整奔波达21天；又经过七灾八难，终于在4月3日演出。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晚七时半在国泰首次公演，观众甚拥挤。郭看后，也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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