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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
作者：李洪波
常州、湖南等地图书馆的设立，代表着“图书馆”名称已被社会接受。从此报刊乃至官方文书，常用“图书馆”来取代“藏书楼”。1904年1月13日奏准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同年4月9日端方奏称其在湖南“划立图书馆一所，专度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此后，除向皇帝奏报时偶用旧称外，一般文书中多已改称“图书馆”。
“图书馆”一词来源于日文，对图书馆的正式命名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的结果。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1896年中国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从此中国人留学海外的主要地区从欧美转向了日本。1898年戊戌政变后，维新志士流亡海外，主要活动地区也是日本。这两部分人在日本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其中包括日本人撰写的论著以及他们翻译的西方书籍。日文中有许多汉字，中国人不难读懂，翻译成中文也相对容易。从此，中国人接受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渠道，从过去的直接翻译西文书籍，转向依靠翻译过来的日文书报。20世纪最初10年间中国的译著绝大部分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日文中关于西方社会的一些新名词，同时被引入中国，如社会主义、图书馆等。1899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横滨主办的《清议报》译载日本《太阳报》的一篇有关图书馆的长篇文章，列举了图书馆有助于开化社会的八大利益，并特意点明，图书馆的性质是“贮藏内外各种图书，以供公众阅览，故可冠公共二字”。这篇译文通篇使用的是“图书馆”一词，而不是“藏书楼”。1903年，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大批留学生归国，把在日本学到的新思想、新名词带回了国内。江苏是中国最早派遣留日学生的省份，1896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全部来自江苏。此后数年间，江苏的留日学生人数一直居全国之冠。到1904年初，全国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依次为江苏175人，浙江142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留日归来的学生是20世纪初中国通过日本译介西方文化的主力，故常州图书馆率先在全国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此“图书馆”一词渐渐流行，相反“藏书楼”渐被舍弃；因为自新名词出现，有了比较：旧名词让人联想到古代藏书楼的以“藏书”为主，与图书馆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宗旨背道而驰。
从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名词的更改固然与性质无关，但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命名科学化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①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版。
②隋元芬：《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
作者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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