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从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
作者：李洪波
一、近代藏书楼的兴起
藏书楼的前身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8年）各种学会的藏书处。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出于冲决封建网罗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2个学会组织，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为使人们及时汲取新知，大多数学会里都附设了藏书处，供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阅览。不少藏书处“藏书甚富，皆新学有用之书”；并参照当时西方公共图书馆的有关规则，从图书的采购、分类、典藏、流通阅览等方面制定了章程，成为后来藏书楼规章制度的蓝本。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学会被取缔，藏书处随之消亡。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清统治者严厉钳制舆论，禁谈新学，国内万马齐喑。1900年1月，浙江志士仁人孙翼中愤于清政府的愚民统治，在杭州创办文明学社以开启民智，成为黑暗政治中的一点闪光。社中购入“中西有用图书”500多种，并制定了采购、阅览等章程共7章20余条。随后，浙江瑞安的计学馆、安徽芜湖的通学社，也都附设有藏书处。这是戊戌学会附设藏书处的余响，是近代藏书楼创立的先声。
1900年底，慈禧太后在国内外压力下宣布实行“新政”，蛰伏两年的维新派得以公开活动。从1901年起，维新思潮重新涌动，启蒙活动再掀热浪，突出表现为新书新报的大量出版发行；与此相适应的是藏书楼的问世。
藏书楼与戊戌时期的藏书处都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区别在于，藏书处是学会的附属机构，相当于现在各单位或团体的图书室；尽管对社会公众开放，但规模狭小，一般只有一间阅览室和一间书库。而藏书楼则是不依附于任何团体的独立的社会公共图书馆，有一定规模的楼馆设施和更为充裕的经费。
藏书楼集中出现于1901～1903年（以后陆续兴建的，因“图书馆”这一名词的输入而改用现名），遍及文化发达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近代最早的藏书楼是1901年设于安徽省城安庆的皖省藏书楼，1901年4月筹建，时距清政府宣布“新政”不过数月，“风气未开，规模甫创，是非之论，纷纷藉籍”，创办过程十分艰难。幸有思想开明的安庆知府方连轸、前怀宁县县令姚锡光等地方官的支持，并得到安徽营务处提调许鼎霖等人4000余元的捐款才得以继续修建。当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每天接待读者20余人；一年后增至每天接待200余人。以当时读书识字者在国民中所占的微弱比例而言，一天200余名读者不是个小数字。这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种新兴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热情，同时也反映了安徽省藏书楼的藏书、馆舍和接待的规模。
继之而起的是杭州藏书楼。如同安庆的皖省藏书楼一样，因设于省城，又称浙省藏书楼。1901年春夏之间由邵章提出呈请，经杭州知府批准后创办。初期缺乏经费，未能修建独立的馆址，暂借东城讲会旧址开办。“规模狭隘——几乎无人往观”。1902年张亨嘉任浙江学政，见藏书楼困窘，特拨官款10000两，购买西医刘铭之在大方伯里的一座洋楼，建立新馆。1902年5月18日大方伯里的新馆开馆，读者踊跃。由于省城对外府的示范效应，浙江其余地区也出现了藏书楼。1901年末，湖州府德清县绅士蔡渭生、许延甫倡办德清藏书楼，邀请徐爱庐、施容斋出资，设馆于县城清溪书院内；1902年初开馆。1901年底，绍兴绅士徐树兰也开始筹办古越藏书楼，斥资30000余元建设一座四层的藏书楼，又捐献家藏书籍70000余卷；1903年建成开馆，规模在各省中首屈一指。
江苏的第一家藏书楼是盐城藏书楼，1901年夏由盐城县令刘崇照捐款数千元创设，购入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以备合县士民借观”。
江西省最早的藏书楼是高安县的藏书公所，1901年11月由当地绅士发起，当年底开办。
江、浙、皖、赣四省是明清两代的人文荟萃之地，清朝人才更盛，历届乡试会试，进士多出于此。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这里又是主要传播之地；故1901年新思潮重新涌动，藏书楼首先出现在这一地区。
藏书楼的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域是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与福建。1901年，福州知府程听彝发起鳌峰藏书楼。馆址设于福州著名的鳌峰书院内，故与前述藏书楼不同，名鳌峰而不用城市名；藏书除鳌峰书院旧藏外，又筹集经费2000两，赴上海购买了一批“新出译编时务图书”，1901年8月14日正式开馆。其后，1903年2月，广东佛山童生梁庆恺以“国家之兴盛在乎人才，人才之振兴关乎学问”为由，呈请开办佛山藏书所。佛山分防同知批示：“为作育人才，增益民智起见——应准给询开办”。当年，佛山藏书所创立。
除以上地区外，其它风气开通之地也设立了藏书楼。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原本闭塞，自长江通航后社会风气渐受中下游地区的浸润，但经济相对贫困落后，不能像东部地区那样依靠个人或官方出资；因此四川创办藏书楼的主要途径，是社会公众的集资入股。1902年成都创办的溥利公书局，由自愿者每人出资2元作为股本，或以家藏书报作价入股。它所参照的，是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有偿借阅的办法。成都溥利公书局章程称：“仿泰西赁书局章程，详为变通，创办溥利公书局，用以遏颓风，匡锢习，开民智，广人才。”成都的做法，对四川其它地区很有影响。1903年12月20日开馆的巴县（今重庆巴南区）公书社，由每人交4元作为创办经费，以后每年交2元作为常年经费。绵竹县公书局与此略有区别，先由县里拨出千余元公款充作开办经费，而后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以“广购图书报章以供众贤”。公书局是藏书楼的一种特殊形式，借集资入股以收众擎易举之效，因此它的读者范围很广。小小巴县公书社，“开社日到者约有百人”。公书局虽借用近代企业的招股方式，但并不是股东们的私产，也对全社会开放；区别只在于出资者可以将书报借回家去，而其他人则只能在馆阅览。四川不称藏书楼而名公书局或公书社，则表明它由地方民众自办，是地方的公共财产。
以上藏书楼均创办于南方地区，这是合乎晚清社会特点的。晚清时期新事物的传播，一般都首先出现在南方特别是江浙地区，而后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当创设藏书楼的风气影响到北方时，已是国内普遍使用图书馆名称之时，故北方只有图书馆而未见藏书楼。由于风气开通的南方多数省份开创藏书楼，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古代以藏为主的封闭式转向注重于公众借阅的开放式，标志着图书馆功能的现代化转折。近代的藏书楼与今天的图书馆，只是名称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二、图书馆名称的由来
1903年春，江苏常州的志士仁人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图书馆，这是中国第一家正式以“图书馆”三字命名的图书馆。该馆章程即自称为常州图书馆，社会上也以此新名词来称呼它。该馆声明：“本馆广备新书及中国国文报，以饷遗学界同志而助成中国文明之进步为目的”，并为此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馆务人员由23人组成，设总理1人，会计1人，书记1人，干事20人，规模不算小。图书的最初来源是创办人的捐献，是一个社会人士自发组织的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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