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大风起兮云飞扬
作者：汪 毅
在艺术进程中，海内外大风堂门人这个可敬可佩的群体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构成了大风堂画派的重要方阵，也是大风堂艺术交流、传播的一张光彩夺目的名片。他们及其弟子钟山川灵秀，养浩然正气，在国内外举办了数百次画展，特别是群体性的画展，如1941年在北平举办的《大风堂弟子8人画展》（即何海霞、吴子京、肖建初、肖允中、谢天民、孙云生、唐灏澜、宋继美8人画展）、1967年在巴西举办的《大风堂门人孙家勤、张师郑、沈挹冰、王旦旦画展》、1975年在香港举办的《唐鸿师生画展》、1989年在台湾举办的《郁家姊妹画展》（该画展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台湾《民生报》、《自由时报》、《联合晚报》等媒体予以报道，赫赫标题称该展是“大陆画家首次来台联展”）、1991年在四川都江堰举办的《胡立三代画展》、1991年在香港举办的《唐鸿师生画展》、1992年在香港举办的《三川画会唐鸿师生联展》、1995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大千弟子胡立及门人书画展》、1995年在台湾举办的《何海霞、何纪争、曹湘秦画展》、《孙云生师生画展》、1999年在深圳举办的《大风堂门人书画展》、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松石友8人山水画展》与在四川青城山举办的大风堂书画展、2005年在四川都江堰举办的《张大千弟子精品画展》等，他如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长期陈展大风堂门人作品，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大风堂艺术风采与“师古人，师造化，求独创”的艺术主张，塑造了大风堂画派的群体形象，见证了大风堂画派的历程，传达了其承传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由国家文化部、中国美协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系新中国成立后国画的一次盛展，其中大陆的大风堂门人参展者竟达24人，计39幅作品，展示了大风堂画派的阵容与风貌。此外，他们及其弟子在海内外出版画册数百种，生动地展示了大风堂艺术的神韵、丰姿和精神风貌。因此可以说，倘若没有大风堂门人及其弟子的努力拼搏与奉献，大风堂画派只是空中楼阁。难怪大千先生注重师德师表师生情，对门人关爱提携有嘉，如为门人肖允中、张耀祖分别赐名“佛存”、“虔（号师郑）”，如为门人顾翼、沈洁分别命字“猛子”、“挹冰”，如为门人简文舒书题荐语：“从学几二十年，独能得予神意”，如为门人孙家勤题识致《中外月刊》：“孙生可谓能起八代之衰矣”，如为门人曹大铁铭填词砚，如为门人题署：《郁慕洁作青绿山水》、《郁慕莲作桫椤小鸟》、《门人陈从周画》（2）、《逸如画》（2）、《宋继美李方白合绘》、《葆罗所绘山水》、《孙云生泼墨泼彩山水》、《林建同所绘梅屏》、《林建同绘太鲁阁揽胜图》、《心瑞所作岁朝图》、《刘伯年藏张旭明山水册页》、《胡爽庵画虎》、《王学敏水仙图》、《冯璧池黄山图》、《冯璧池菌菇图》、《冯璧池竹菊图》、《冯璧池鱼图》、《冯璧池白梅图》、《丁瑞祺芭蕉仕女图》、《章述亭猛虎下山》、《高桥广峰书画篆刻作品集》、《侯碧漪红妆照水》、《顾福佑画》、《顾翼画集》、《孙家勤造南无观世音菩萨》、《王旦旦临山水》、《张师郑临大涤子山水》、《大风堂门人孙家勤、张师郑、沈挹冰、王旦旦画展》等，由衷地对张比德、孙家勤、简文舒、沈挹冰和王学敏等门人分别激赏：“吾门之高足”、“吾门当大”、“吾道有传人矣”、“他日正未可量也”；甚至不仅为张比德操刀治印誉其“比德于玉”，而且将其英年早逝视为大风堂的“北辰陨坠”。特别是看到门人的成就，大千先生的欣慰之情与难以言表之态可谓溢于纸面：“每有所作（简文舒），见者惊诧。翠佩红妆，以为江妃踏波而出。居士掀髯微笑曰：吾道有传人也。顷将展出，为书数语，以告此邦人士之爱好艺术者。”更让人情难释怀的是，大千先生绝笔所题的12本画册中，题署门人的竟达9本，分别为：慕凌飞、曹大铁、何海霞、田世光、糜耕云、王智圆、潘贞则、曹逸如、刘力上与俞致贞夫妇。正是这种砥砺与奖掖，大风堂门人在承传大风堂精神、品格、技艺（传统的、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等方面，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即上承张善子、张大千，特别是张大千，下启再传弟子。他们的人文情怀与笔墨描绘的大千世界的旖旎风景，将给人们提供认识它的一种悠长记忆，从而唤起对其所创造的艺术美的连绵怀想。
六
10余年前，我曾忝任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馆长。有缘有幸，我不仅可以走近馆主张大千，两赴台湾三谒摩耶精舍（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创下写有3篇有关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文章的记录；而且可以水到渠成地走近大风堂若干门人—— 张心智、张心玉、张心瑞、肖建初、孙家勤、张正雍、梁树年、何海霞、田世光、刘力上、王学敏、李方白、宋继美、慕凌飞、曹大铁、谢伯子、王康乐、郁文华、叶名珮、钟国梁、郁慕莲、钱悦诗、童月莲、肖佛存、晏伟聪、龙国屏、王永年、娄坰、严贞炜、胡立、赵蕴玉、况景华、丁翰源、丁瑞祺。此外，我还与伏文彦、郁慕娟、郁慕云、成新廉、孙云生、唐鸿、冯璧池等大风堂门人有过书信或电话联系。他们曾给我不少关心、支持、理解，视我为“知我者”（如张正雍），有的（如谢伯子）甚至以诗唱和。每每忆及与他们的交谊，我总会涌动出不可名状的喜悦和感动，因为我们是如水的君子之交，有的甚至是忘年之交。然而，这些年让我心灵震撼的是不断收到大风堂门人谢世的讣告。此文形成过程中，又惊悉梁树年、严贞炜、王康乐、方召麟、晏伟聪、张心智相继仙逝。读及这些噩耗，平添唏嘘，哀意与悲怆袭来，让我情难自禁而浮想翩然——
先说何海霞先生，我曾几度面晤。1995年7月，我赴京拜谒，不巧何老住进了医院。按医嘱，我们的交谈不得超过半小时。然而，老人竟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小时的大风堂，而且还舍不得我离开。分别时（没想到，此竟是永诀），我对老人说张大千纪念馆不能没有你的画陈列。何老许诺出医院后即寄来。很快，我便收到老人寄来的信札和赠张大千纪念馆的两幅佳作。我在电话中向老人致谢，他却学着四川腔：“汪馆长，你看要不要得哟？”并把“哟”字音拖得很长,富有浓郁川味。当我连声说“要得，要得”，老人却在电话里孩子般地笑了。那瞬间，我真想给老人开一个玩笑：“何老，六一儿童节也是你的节日哟，你看要不要得?”我至今遗憾当时放弃了这个玩笑，让老人少了一份快乐。当然，还让我不能忘却的是老人曾致我的信札：“近来社会对我从艺术于师且多有通誉，虽是鼓舞，瀛自知浅薄不敢自许”，其谦谦君子之风，让我再度感慨大风堂的美德。何老在信中还说“（张大千）纪念馆今后时时赐告一切能办则办。”一位耄耋老人尚有如此肺腑之言，既是对张大千纪念馆的一片挚情，也是对我的殷殷寄意和厚爱。
再讲慕凌飞先生，我亦曾几度面晤。且不说他在天津如何盛情款待我，也不说他如何支持我主编《大风堂》报而慨赠5000元助报金，更不说我们交谊中他写给我的近20封信札，仅说1995年12月的那次通电话。我告诉慕老，因工作需要，我将调往成都。老人顿时沉默了，好久才嗫嚅出：“汪馆长，我舍不得你调成都，我不高兴你调成都。”那种依恋之情让我感怀，更让我憬悟到人生中“沉默是金”的深意。
此外，对相继作古的田世光、况景华、肖建初、李方白、宋继美、孙云生、梁树年、张心智、丁翰源等大风堂门人，我都可以说出一段往事。由此，我赋予自己强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即通过为大风堂门人或写一篇文章，或写一首（组）诗，编纂一个艺术小传，配一幅画作的方式来解读大风堂门人及其作品，并由此集中展示并升华大风堂门人这个不全之全的群体，以为大风堂艺术和大风堂精神鼓与呼。对于大风堂再传弟子艺术风华的展示，我亦采取同样的办法，只是作有严格的筛选，即标准为：或教授、或中国美协会员、或省级文史研究馆馆员、或有特殊贡献者（囿于资料搜集有限，不免遗珠，甚憾）。其因囿于篇幅局限与再传弟子还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尽管有的再传弟子已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取得相当的艺术成就了。这样汇编出的《大风堂再传弟子录》（同时还修订并续修有《大风堂同门录》），既清晰了大风堂的组织系统，可以为大风堂存史与缩短时空距离而唤起一段美好回忆，增进大风堂同门之间与再传弟子之间的认识和交流；又可以让再传弟子（第三代）较全面地认知前辈和大风堂艺术的传承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见证了大风堂画派繁衍发展的历程，将为中国美术界、收藏界、评论界、拍卖机构、林林总总的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提供一个研究和客观评估大风堂画派乃至其他画派的角度，并对画派认识有整体把握和认识的升华。由此，走近大风堂画派，展示其瑰丽多姿的世界，便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因为我们要固守和发扬光大的是民族文化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