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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与现代判定
作者：钱玉趾
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原型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惠王来朝……相如见而说(悦)之，因病免，客游梁……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日：‘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假装)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日：‘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日：‘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假装)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很漂亮)；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相称)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口：‘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汉书》的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卓王孙慕相如声名。将他与县令请到家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记载应是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情爱原型。
二、卓文君面对的汉代婚制与婚俗
相如与文君两情相悦，就应谈婚论嫁，通过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时“新寡”，是个寡妇，按汉代礼仪、风俗，这显然不成。《西京杂记》载“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岁出嫁，结婚约2年成为寡妇。史籍未载她生子与否。看来没有生育。《札记·郊特牲》载：“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载：“信，妇德也。壹之与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记》的规定，死去丈夫的妇人不能再嫁。西汉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命叔孙通制作礼法。汉武帝采纳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刘向(前77～前6)撰成《列女传》，用以进行妇教，宣传女德。《列女传·贞顺》有：“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也说女子丧夫终身不能再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汉书·货殖传》也载：“巴寡妇清……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寡妇清能遵守当时的礼制，守寡守业而显天下，俨然是一个贞妇的典型。
汉朝的礼制基本承袭秦制。班昭(约49～120)是《汉书》作者班固之妹，14岁嫁给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继父兄续作《汉书》的编修工作。《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有班昭的《女诫》，其中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汪玢玲《中国婚姻史》说：“班昭自己的寡妇身份……如此安份，著书立说，与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自然备受皇家重视。推为女圣。”
三、卓文君再嫁只有一条路：私奔
《史记》说“文君新寡”，《西京杂记》说“文君十七而寡。”按《札记》所言，这时，她应是丈夫家的人，要为丈夫服丧三年。《史记》、《汉书》都没有说文君已经“来归”(来归，指被夫家遗弃的妇女返回娘家)，所以她实际还是夫家的人，只是在娘家住着罢了。卓王孙是临邛首富，夫家也不敢把新寡的文君“遗弃”。夫家没有遗弃，文君想“来归”也不行。
守丧期间的文君若要改嫁。夫家会竭力反对；也不会有人家敢娶；更不会有人敢作媒。丈夫尸骨未寒，不服丧、不守寡。却要改嫁，即使是县令王吉，也不敢作媒。因此，新寡的文君要通过正式媒聘再嫁，此路不通。卓文君出嫁后一年或二年，丈夫死去，她会背上“克夫”的骂名；嫁后没有生子，她有不会生育的嫌疑。《孟子·离娄》载：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有“七出”或“七去”的规定，即有七种遗弃妻子的规定。《大戴札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名门望族的强势男子，不会选娶卓文君：贫寒百姓，卓文君也不会屈就。因此，在等待再婚的环境中，卓文君应处于绝对的劣势。
处于新寡的卓文君再婚的唯一的路，只有私奔。但是，选谁私奔，谁愿和她私奔，又如何实施私奔?看来，光靠卓王孙与卓文君，都极为困难。
四、司马相如在婚姻场上具有明显强势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为四川蓬安，这已渐成定论。曹学俭《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说：“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王培苟《听雨楼笔记》说：“人皆以相如成都人，实今之蓬安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命名。”徐才安《司马相如三论》认为：《史记》所述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史记》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赞为郎(用出资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职)”，可能都在蓬安，说明他在蓬安有相当殷实的家业。“郎”是战国、秦汉时帝王侍从官的通称。相如的具体职务是“武骑常侍”，《史记》“索隐”说：“秩(俸禄)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买得这样的官职花钱不会太少，说明相如家有极强经济实力。
《史记》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临邛是“舍都亭”(不住县令家)；相如出行车骑可谓豪华气派，对文君侍者“重赐”可谓出手阔绰，所有这些似乎与“穷”联系不到一起。至于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记述。也不能说相如家穷，因为他在蓬安还有家。相如离成都去长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无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还是“徒四壁”。
从才干方面看，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担任过孝景帝的“武骑常侍”。到临邛前已写出《子虚赋》，可称百分之百的“文武双全”。“武骑常侍”是常常陪侍皇帝身边，应是万人艳羡的官职。但是他离开了这个官职，不是不称职，不是他做得不好，因为他不喜欢(“非其好也”)。于是相如“客游梁”，与游说名士邹阳、枚乘、庄忌同舍，“居数岁”即撰成《子虚赋》。他在梁也不是没有干好，不是受到挫折，而是“梁孝王卒”。才暂回成都。在此当口，相如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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