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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抄书人对传播典籍与文化的贡献
作者：陈德弟
在戎马驰骋、干戈日接的魏晋南北朝，有一种称做“佣书”的行业，很受一部分士人青睐。所谓“佣书”，就是受雇为官府、寺观和私人抄书，换取薪金，以养家糊口。从事这项劳作的人大多是贫穷士人，他们有一定文化，书法较佳，所以恃此一技之长谋生。他们工作艰辛，暑天挥汗，冬天呵寒，终日伏案，墨耕笔耘，面对枯燥乏味的工作，必须忍受寂寞，确保抄写质量，否则雇主要罚工钱。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典籍文献全靠手抄传承。实际上，自图书产生以后，就有抄书者；而出资雇人抄书，或以赚钱为目的为人抄书的现象，当肇始于汉代。《后汉书·班超列传》记载：班超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不过，在整个汉代，依靠抄书维持生计只偶尔见载，这说明此种现象当时尚不普遍。
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类记载就相当多了。《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班超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为人佣书”，是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抄书已不限于官府，而扩展到了有钱人家。这说明受雇抄书已成了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这个行业愈加兴旺，抄书者也大量产生。《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代抄。如果说这里间接反映了抄书人群体存在的话，那么，《北齐书·祖珽传》中则有直接的证明：“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华林遍略》是梁武帝组织编写的一部达700卷的类书。当时图书为纸质卷轴形式。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抄书人的。可见，当时社会上确有大量职业抄书者。
抄书者年龄不一，有中年人、青年人，也有少年郎。从文献记载看，当时抄书者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房景伯胞弟房景先，感兄长抄书辛劳，不愿倚之，遂对母言：“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1] 抄书有长工、短工。崔亮、崔光、刘芳等人抄书长达十余年，收入颇丰；而南齐庾震，则属短工。据《南史·庾震传》载：庾震是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父母亡后，无钱安葬，无奈“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抄书。庾震急于用钱，日以继夜抄写，致使手残。从上述记载看，抄书业在当时极有市场。
究其兴旺原因，首先是官府藏书的需要。动乱纷争年代，各政权为扩大势力，借鉴资治，都大规模收聚典籍。如曹魏代汉，“采掇遗亡”[2] ；晋室承之，“文籍尤广”[3] ；刘裕平姚，“收其图籍”[4] ；梁武践祚，诏求亡佚[5] ；元帝书癖，集书居冠[6] ；陈文好史，“又更鸠集”[7] ；苻坚悯学，“比年缀撰”[8] ；蒙逊喜书，求籍于宋[9] ；北魏道武，“大索书籍”[10] ；北齐高氏，“初亦采访”[11] ；北周太祖，亦“求阙文”[12] 。北魏太武、孝文二帝，对献书多者，还赐以官、银[13] 。这种政策导向，势必刺激抄书行业的发展。
其次是私人藏书的需求。是时，文学、史学、玄学极其发达，文史哲大师辈出。他们撰写了大量著作，赖抄书人得以迅速、广泛传播。《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亦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其他学者获取后，得到启迪，又创作出更多作品。翻开《隋书·经籍志》，魏晋南北朝人著作几占全志百分之八十。为了治学著述，学者们需要藏书。而其藏书，则主要购自书肆和雇人抄写，如北魏常景，“自少及老……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14] 。众多私藏家的需求，使抄书者大有用武之地。
再次是官、私教育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时兴时废，北魏前、中期和梁武帝时期，官学最为兴隆，生徒众多。《北史·儒林传序》云：太祖初定中原，“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孝文、宣武时，“学业大盛”。《南史·儒林传序》称：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有些循史在地方上立郡学，办乡校，广招生徒。私学不同官学，一直都很兴旺。在11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正史中，文人学者开门纳徒，屡见不鲜，少则百人，多则数千。如西晋刘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15]；北魏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16] ；梁太史叔明，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17] 。官、私教育及众多自学者需要图籍，从而促使抄书者蜂拥而起。
还有是书商的需求。为获厚利，书商雇人大量抄书，设书肆出售。当时在洛阳、西安、大同、南京等城市，书肆鳞次栉比。《魏书·崔玄伯传》载：“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同书《崔亮传》亦载：“自可观书于市。”又《北史·阳俊之传》载：“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南史·萧锋传》亦载：“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梁书·傅昭传》又载：傅昭年“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里有自抄自卖者，但更多是书商出资，雇人抄写出售，这又催生了抄书人。
最后，是宗教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全面发展，为争尊位，抢信徒，佛教广译佛经，道教大造道籍，雇人缮写，以广流布。加之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使佛、道及其典籍如洪水泛滥。梁僧祐在《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讲：“经藏浩瀚，记传纷纶”[18]。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中国北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保守估计，道士亦有百万，宫观林立。这些寺观都设置藏经阁，以藏佛经、道典，供出家人诵读。寺院有经济来源，故可雇人抄经。《魏书·刘芳传》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有些佞佛之人，自出资抄经。《魏书·冯熙传》载：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若僧、道人手一经，而世俗信徒和朝廷又有所藏，佛、道书籍的数量之大，当令人咋舌。西晋所编官藏目录《中经新簿》，始录佛经，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是首部汉译佛经目录；刘宋时陆修静编辑的《三洞经书目录》，是最早的道典目录。此时将佛经、道典编成专目，说明此类书籍量之多，应使抄书者大有可为。
再深层次地推究，魏晋南北朝抄书业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关键具备了前代所不具备的条件。其一，全社会更加重视图书的作用。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这一论点在士林中影响很大。萧梁处士阮孝绪讲：“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19]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才有专掌图书事务的机构——秘书省的诞生；才有官、私频搜图书、大加缮写的举措[20] ；才会产生“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21] 的理念；才出现兄弟分家时，“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22] 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君民读书、爱书、著书也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曹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23] ，梁武帝“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24] 。至于文臣武将、高雅之士，游心经籍、琴书自娱者，不胜枚举。《宋书·王微传》载：“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图籍相慰。”《魏书·元叡传》载：叡“轻忽荣利，爱玩琴书。”而贫民有机会者，也读书不止。他们或稼穑而诵，或囊萤而览，或映雪而读，或负薪而咏。时值烽火连绵，梁朝“四境之内，家有文史”[25] ，这是人们重视图书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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