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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皇新考
作者：冯广宏
此前，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讨论过征伐人方之事，引郭沫若氏《卜辞通纂》之说，以人字作尸，即夷的古写，故所过之地有在淮河流域者，认为殷代尸方乃合山东鸟夷与淮夷而言；董作宾氏便求人方于山东境内。陈先生则以为人方与尸方是不同时间所记的不同地点，而人方属于淮夷，当无可疑。他将卜辞中征伐所经之地，依次定在今河南沁阳、原武、商丘、谷熟、夏邑、永城、五河等地。〔3〕
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专门研究卜辞中帝乙十祀时征伐人方的路线，指出“方”是人的集体，称“方”者大多是商的敌人，伐人方是处于商王国的极盛时代。帝乙征伐人方，经过雇、淮、攸等地，首先要到黄河附近；再据另外有关卜辞，“淮”应是渭水支流，并不是淮河，因《汉书·地理志》武功县有斜水祠和“淮水祠”，故这里的淮水必为褒水；而“攸”当在黄河以西。李先生结论是：殷军往返，是通过太行山南部河阳地区和山西南部。〔4〕因此所伐人方，远及渭水中游。
笔者以为上述各论，均各有其理，而以李先生所考最为细致、科学。“人方”一词中的“人”，只是用上古方言表述的地名而已，与“人皇”的“人”一样，并不带有天、地、人三才的含义。殷代人方在渭水流域，说明人皇族后裔仍在那里活动，应该是此族最老的根据地。
人皇主政年代的探索
《绎史》引项俊《始学篇》说：“人皇九头，兄弟各三百岁。”如果将“岁”不理解为一个人的寿命，而理解为一个历史时段，那么人皇族入蜀所建立的酋邦，就至少经历了300年之久，这当然是个极端粗糙的数字。不过，如果我们推想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中心首领由各部落推举，轮流坐庄，维持这种体制延续300年以上，在原始父系社会并不是不可能。
《蜀王本纪》说最早在蜀中称王的是蚕丛氏，而从开明王朝上溯到蚕丛，约有3000～4000年；因此古蜀真正形成诸侯邦国那种等级，应以蚕丛为始，人皇还算不上。由此可知，人皇时代应该排在蚕丛的前面。史册已经明确开明王朝历时350年，时间跨度是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那么蚕丛时代就应在公元前40世纪前后了。人皇时代更在其前，至少应在公元前45世纪前后。
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嘉陵江东岸广元中子铺为最早，公布的碳14测年数据有距今6730～6460年、6390～5990年两组，发现的小型化石器，以斧、锛、凿等工具为主；陶器多半是平底罐，工艺比较粗陋，但喜欢在器口处作些装饰。嘉陵江西岸广元市张家坡遗址，时代距今6000～5500年。那里石器比较小巧，陶器仍多平底，火候不高，但有些器口捏成波状，增加了艺术性。中子铺南边又有邓家坪遗址，测年数据是距今5405～3995年。那里细泥陶器多了起来，而且器口流行花边波纹。这几处遗址，文化内涵明显是一脉相传。根据考古分析，这个部族人口可能不多，因为他们的聚落面积都比较小。考古人员在中子铺遗址发现过一种三足器，带有柱状的小实足，与陕西前仰韶时期的同类器物相近。这意味着此族根子是在中原陕甘一带。〔5〕从这些迹象得知，无论是遗址年代还是文化属性，与传说中的人皇族都相当吻合。
近年在绵阳市边堆山也发现了考古文化遗址，测年数据是距今4775～3760年，又晚了几个世纪。那里的石器不但小巧，而且多数进行了磨制，还有些箭镞；陶器口沿的花边装饰，则相当突出。〔6〕这些现象表明，古蜀先民在由嘉陵江流域转向涪江流域的从东向西迁移中，制器水平在不断地进步着。他们后来又到了广汉三星堆。在三星堆第一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器，仍然保持着小巧的风格，但磨制得更考究；陶器仍然保持着装饰口沿的习惯，但火候更高；显示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三星堆第一期测年数据是距今4740～4075年，〔7〕比边堆山略晚，这证实了古蜀先民从东向西迁移的趋势。最近岷江两岸发现许多约4500年前的古城址，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时代比三星堆第一期还早。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古蜀先民从东向西迁入平原的轨迹。远古的西蜀地盘没有动，居民却在不断变化，好像舞台上的演员。那些从东向西迁移的先民，一直喜欢装饰口沿，可见他们基本同属一大部族。距今6000多年到4000多年的这批蜀人，他们的盟主和领袖，是不是人皇族的后裔？值得进一步研究。
赘 语
长期以来，人皇作为上古“三皇”之一，为史学界所摒弃，认为那是远古民众崇拜的天神偶像，后来才被改造成古帝王。虚构的传说记载则荒诞不经，如《帝王世纪》云：“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鸟兽之肉。天皇大帝曜瑰宝，地皇为天一，人皇为太一。”在纬书中，则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兄弟十二人，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十一人各一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传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后来道教经典又从宗教观点出发，尽量夸张，竟说三皇各立二万八千岁或三万八千岁，甚至治天下三十六万岁。顾颉刚先生的名文《三皇考》，对此剖析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古人信仰中最神圣的“天一、地一、太一”，是为“三一”，三一就是三皇的化身。三皇是战国末年时势造成的，至汉代成为国家的宗教。支撑它的学说，一是太一说，一是三统说。人皇的出现基于“人统”，于是才构成了天、地、人三皇，并与天宫星宿对应，成为民间宗教崇拜的对象。〔8〕
人皇由于与“三皇”捆绑在一起，在疑古派史学家看来，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神灵。
幸亏西蜀有着并非源于阴阳家、神仙家“三一”之说的人皇传说，才使人皇一族恢复为历史上曾经在西部存在过的实体。尽管传说中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毕竟露出了历史的素地，能为近年考古发现做出一定诠释。这一点，也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
注释：
〔1〕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篇），人民出版社，1994年，389～390页。
〔2〕邓少琴：《巴蜀之先旧称人皇为氐族部落之君》，《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巴蜀史稿》，巴蜀书社，1998年，152～159页、305～311页。
〔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301～309页。
〔4〕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37～60页。
〔5〕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6〕何志国：《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
〔7〕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专辑》，1992年。
〔8〕《三皇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集，中华书局，1996年，1～253页。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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