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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戏剧
作者：谭晓钟
从晚清开始，近代新文化就在四川逐渐地产生和发展。民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推动着四川新文化的快速发展。本文以四川戏剧为例，说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戏剧反对封建专制、争个性解放，争民主的新主题。
民国时期的川剧
川剧的成型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此时中国古代的昆腔、弋阳腔、秦腔和二黄腔传入四川，与四川本土的“川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川剧。到清末，川剧的影响遍及整个四川，甚至云南、贵州、湖北也拥有大量观众。
清末四川掀起川剧改良运动，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提出“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口号。公会组织文化名人编写改良川剧剧本，并且出版推广，还对演员进行考核，对演出进行质量评估，建立了必要的奖惩制度；同时，还集资兴建了“悦来茶园”（旧址在今成都锦江剧场）、“可园”、“蜀舞台”、“锦新舞台”等十余家剧场。从此川剧正式进入专门剧场演出。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赵熙、黄吉安、尹仲锡、冉樵子等一批杰出的川剧剧作家，他们创作了二百多部新剧本。川剧进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
辛亥革命后，川剧艺术延续了发展的势头，在成都的发展尤为兴盛。1912年，康子林、杨素兰、萧开臣、李甲生等著名川剧艺人，联合八个戏班的一百多位演员和琴师、鼓师组建了四川第一个川剧艺人自治的组织“三庆会”，杨素兰为会长，康子林为副会长。杨素兰去世后，康子林继任会长。“三庆会”拥有强大阵容，是成都当时艺术水平很高的剧团。“三庆会”组织民主，演出严肃，对艺术精益求精，主张打破流派局限，促进了川剧艺术发展。其所在的悦来茶园成为成都川剧的一个重要阵地和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成都的新兴剧团还有很多。1913年，成都还成立了“教育会”，也致力于川剧革新，经常演出以时事为内容的新戏，被称为“时装戏”。而由川剧玩友组成的剧团“进化社”，在川剧艺术家贾培之、浣花仙主持下，艺术水平也达到很高的程度，其名气不在“三庆会”之下。后来，贾培之应邀加入了“三庆会”，担任副会长，更加壮大了“三庆会”的力量。最盛时“三庆会”达到三百多人。康子林去世后，贾培之继任会长。在“三庆会”的带动下，川剧界把晚清的“川剧改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戏班也开始改组，重组为实力强、阵容整齐、有一定影响的新班子，如重庆地区的“义泰班”、“新民社”的扩大重组，川东地区各县“跑码头”流动演出戏班合并重组，川北经过重组出现的“十合班”等。由于川剧繁荣，相应出现了培养演员的科班。据统计，全省较有影响的科班就有近二十家，为川剧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尤其是培养出女演员（之前川剧没有女演员）。民间的“玩友”和“围鼓”等票友组织更是遍布全省，不计其数。
这一时期，对川剧艺术影响最大的表演艺术家以康子林和贾培之最为典型。
康子林（1870—1930），四川邛崃人，8岁学戏，12岁登台演出，17岁时已在川剧界名噪一方。其一生擅长文武各戏，艺名扬及中外，所具有的精湛艺术造谐和良好艺德深为川剧界称道。他同贾培之一起主持了“三庆会”的改革。旧时，各个戏班实行“包银制”，名演员包银很高，而普通演员非常辛苦但收入微薄。康子林带头废除“包银制”，实行按出场次数多少而定额的民主分账制，尽量缩小名角与普通演员的收入差距。同时，康子林又在内部实行品德、口德、戏德教育，并率先垂范。因此康子林有川剧“戏圣”之称。
贾培之（1882—1954），四川成都人，并非科班出身。他成为川剧表演艺术家完全是出于爱好。最初他是个川剧发烧友，时间长了，技艺大增，在玩友们组织的“进化社”中脱颖而出，成为名角。后来他被康子林等“三顾茅庐”所感动，加入“三庆会”，任副会长。他与康子林一道进行改革，并且身先士卒，带头执行。“三庆会”的改革能长期坚持，与他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同行誉之为“川剧泰斗”。
这一时期在创作上涌现出如赵熙的《情探》，黄吉安的《三尽忠》、《柴市节》、《春陵台》，冉樵子的《刀笔误》，尹仲锡的《离燕哀》等一大批名人名戏，流行剧目多达七百多个。其中以黄吉安尤其突出。
黄吉安（1836—1924），四川成都人。他一生创作了八十余部剧本，作品题材广泛：有提倡改良社会风习的，有揭露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有抨击袁世凯复辟的。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歌颂民族英雄的，像《三尽忠》、《柴市节》、《朱仙镇》、《黄天荡》、《林则徐》、《熊香阁》、《木兰从军》等戏，都是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黄吉安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在戏剧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被誉为“四川的莎士比亚”。
到20世纪30年代，以刘怀叙《光复图》、《川路血》为代表的川剧剧作家们创作的现代戏（时装戏），反映现实生活颇有特色，很受欢迎，引起轰动。
抗战时期，川剧艺术家们也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在成都，著名演员肖楷成、剧作家周慕谦将传统川剧《济公传》进行修改，加入抗日救亡的新台词，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后，杨鹤鸣、萼英的《皮匠爱国》、肖楷成的《姑苏台》等爱国戏也受到民众的势烈欢迎。在重庆，川剧名家张德成、傅三乾、当头棒（刘成基）、筱桐风（阳友鹤）、魏香庭、蝴蝶（胡敕芳）等发起成立“川剧演员协会”，改编、新编并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战的剧目。如魏香庭的《李秀成殉国》、《弦高犒师》（即《商人爱国》），当头棒的《乞儿爱国》，周裕祥的《双拾黄金》以及《滕县殉国记》、《爱国魂》等，都受到好评。由张德成、李大中编演的《扬州恨》，更是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许多外地剧团纷纷学演，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的四川话剧
话剧是典型的来自欧洲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的话剧始于清末，由留日学生曾孝谷、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人创始，最早在上海开展活动。曾孝谷是四川人，民国初年回到成都后组建“春柳剧社”，大力倡导话剧。曾孝谷是四川话剧艺术的奠基人。〔1〕
曾孝谷倡导话剧之初响应者寥寥无几，然而话剧的新颖表现形式却给予了川剧革新以启示。川剧的“时装戏”即是接受话剧的表现形式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风气渐开，成都、重庆等地的中、高等学校学生排练演出话剧（幕表剧）成为时尚。职业演出团体“一九剧社”也于1921年在成都演出幕表剧。1925年成都又创办了“美化社”、“艺术研究社”两个话剧团，演出四川方言话剧。剧目一般来自西方翻译作品，也有剧作家田汉的作品。
1926年，王怡庵由上海返回成都，在“美化社”基础上组建“四川戏剧协社”，将话剧繁荣地区的表演理念、表演技巧等引进四川话剧界，使成都的话剧表演无论是表演方式，还是表演技巧都有了很大进步，推动了话剧艺术的普及。一时间，各个文化团体演出的“时装戏”、“幕表剧”都纷纷转向正规话剧，就连小学生也排演歌舞剧，风靡一时。
30年代是四川的话剧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成都成立了一家业余演出团体“摩登剧社”，男女演员达五十余人，在成都享有盛誉。该剧社还到省内开展巡回演出，大受各地观众欢迎；后由于受到当局的压力而更名为“现代剧社”继续活动。这一时期四川话剧演出的剧本多为著名作家田汉等人的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主的翻译作品。当时一部揭露、抨击日寇侵略罪行，名为《山河泪》的话剧，一经上演，即大受民众欢迎，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是话剧在四川的大发展时期。从全面抗战开始，四川的各个抗日救亡团体就排演了许多街头剧、活报剧。从1937年10月起，先后有以白杨、陈白尘为首的“上海影人剧团”、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村抗战剧团”、由王肇湮、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人抗敌演剧队”、以赵丹、魏鹤龄为首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余上沅率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怒潮剧社”、中国电影摄制场所属的“中电剧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率“孩子剧”团等八个话剧团，分别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入川，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极大地促进了四川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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