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汉唐人的长寿意识（下）
作者：慧 绘
有唐一代国家对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视、提倡与支持，远远超过汉代。那时，朝廷在中央设立尚药局、太医署。前者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后者负责国家的医政事务与医学教育。太医署有员三百余人。它不仅是负责全国卫生保健工作的“卫生部”，而且也是国家医科大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倘从唐初算起，它比西方最早的医科大学——意大利萨勒诺（Saleyno）医科大学（成立于公元884年）要早二百多年。不仅如此，它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等方面，也比后者完备与进步。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在建立医事制度的同时，还对医科设置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在太医署内设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为四科，包括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它们分别由各科博士执教，拥有统一的教材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决定修业年限：内科七年，外科五年，五官四年，理疗三年。药学在京师设有药园300亩，由药园师分管，负责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及技能。
除中央太医署外，贞观三年（629年），唐朝还在各州府分设医学，拥有规模不等的教学机构，由各州府医药博士（开元元年即713年改称医学博士）与助教负责教学，并“掌州境巡疗”。当时，在遥远的西部边地沙州（治今敦煌市西）也设立有医学。
作为“贞观之治”主持者的唐太宗虽不懂医药，但对治病救人的医师十分尊重。他即位之初，即召见“药王”孙思邈，言“有道者诚可尊重”[1]；又亲访百岁名医甄权，“视饮食，访逮其术”[2]。他还尊重医学。当他了解到“人之五藏皆近背”后，“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体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
曾追随唐太宗多年的武则天，在当政时也很重视医学，注意对医方的收集整理。侍御医张文仲是医治风疾的高手；武则天获知后，便诏令征“集当时的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4]
唐朝比较重视全民医疗保健。皇帝每年都针对当时情况给药与民，以预防或治疗常见病和流行病。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还亲制开元《广济方》五卷，颁示天下，以示体恤民疾。
武周时期，唐朝在各州郡设立“养病坊”，又动员或支持佛教设立“悲田坊”与之呼应，以收养贫苦患者和老年无靠者。
与此相应，国家还注意提高医疗质量，为此曾颁布整肃医药的律令。[5]医药上的立法规定，使广大行医者加强了医疗责任，有效地防止了滥竽充数的庸医视人命如儿戏，相对地纯洁了当时的行医队伍，树立了新的医风医德。
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使得有唐一代的医药学硕果累累，名医辈出。永徽三年（652年），孙思邈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年后，又撰成《千金翼方》，以为前书的辅翼。孙思貌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6]他把保护人的生命的药方称为“千金方”，并冠以书名。两方（统称《千金方》）共载6500多个方剂，成为“集唐以前方剂的总汇”，被研究者誉为“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或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里打破过去医书将妇儿科内容殿后的成例，把“妇人方”3卷、“少小婴孺方”2卷列于各方之前。这是孙思邈对承担着人口繁衍沉重任务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劳动妇女表达的深挚同情与崇高礼赞。
继孙思邈之后，王焘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撰写出又一部综合性医书——《外台秘要》，计40卷，分作1104门，被视作在唐代惟一能与《千金要方》媲美的医学方书。在这部医学巨著里，王焘也专门辟章论述妇人病、小儿病并为之立方。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蜀中妇产科名医昝殷在成都完成了一部题为《产宝》的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医学专著，分作52篇，刊有验方、效方378种。惜乎其书自宋以后，即告亡佚；而朝鲜金礼蒙等纂辑《医方类聚》引用《产宝》处方却多达三百余，已占原书90%以上。这说明《产宝》刊出后，不仅在中国深受医家青睐，而且还东渐朝鲜半岛，在异国他乡传播开来。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颁行了一部由政府组织、太医苏敬等22人合作编纂的《新修本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它比西方第一部国家药典——《纽伦堡药典》的正式颁行要早出9个世纪。此前，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神农本草》（成书于公元1—2世纪）只记载365种药；以后梁朝陶弘景增修后，也仅达730种（即《本草经集注》）。而这部《新修本草》共56卷，记载药物844种。是书以图为主，图文并茂，以实物标本为依据绘形；同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药工、药师和医家能正确地识别、采集、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本草文字者，仅此一部。
该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订正了其中对400余种药物解述的错讹。而该书在此基础上新增的114种药物，大部分是后来发现的，也有一些是从外国引进的，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另如所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的汞合金“银膏”补牙，有研究者认为其“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它比欧洲使用此法（最早约在19世纪）早出1100多年。
《新修本草》的制定和颁行，体现了正在走向全盛的唐朝中央政权对普通民众疾苦的关注，对提高民间医疗水平的关注，对增强国民健康素质的关注。它一经问世，便立即被临床医生奉为用药圭臬，迅速传布国中，甚至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影响巨大。
此外，在唐朝中央政权的关怀下，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藏民族的医学水平提高很快。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藏医典籍《门杰亲木》（汉译名《医药大全》）以及最早的一部藏医教学课本《敏吉村恰》（汉译名《无畏的武器》），便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形成的。在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形成了另一部医书《门杰维给布》（汉译名《月王药诊》）。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708—？）主持编写成一部藏医经典名著——《据悉》，汉译名称作《四部医典》。全书分四大部分，凡156章，24万字上下；全面论述藏医学的基本理论，记载藏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而奠定了藏医学体系的坚实基础。该书与唐代内地的其他重要医著一样，闪耀着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光辉。其中大量篇幅，属于妇科、儿科以及卫生保健与养生的内容。其关照视点，也主要指向广大民众。
唐人的养生—长寿浪潮鼓澎期间，出现了一段令人亦悲亦喜的插曲，这就是炼丹术的嚣扬与火药的发明。而炼丹术的嚣扬则当远溯到秦皇、汉武时代对不死仙药的狂热寻求。
《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次（始皇二十八年及三十七年）提到秦始皇听齐人徐福之言，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入海寻仙、求仙药的故事。秦始皇抱病东巡琅琊，眼巴巴地等候着徐福所寻的长生不仙药，终未果，在返回咸阳的路上抱憾归天了。秦始皇还听信方士之言，于即位之初就耗费“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在临潼骊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庞大的陵宫，史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譬如说，他用水银汇成百川江河大海，设置机械使其灌输流动；又用人鱼（鲵鱼）的膏脂燃作灯烛，以为可以长期不灭，光照久远。秦始皇何以要以水银为伴？因为方士告诉他说，水银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升天之物。于是秦朝倾尽天下物力、财力采集当时极为珍贵的水银汇入一宫，酿成天人震怒，终致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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