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下）
作者：卫 奇
【摘要】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充实期和综合科学研究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作了回顾性研究。
四、充实时期
１９５６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汪宇平（图四）在萨拉乌苏河曾经进行过两次考古调查，１９５７年发表简报[３１]。这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发表的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报告，它的重要性在于：（１）在萨拉乌苏河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２）发现了２件人类化石；（３）首次用中文科学地记述了萨拉乌苏河的地貌概况。在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如果说桑志华是一个贡献卓越的开拓者，那么汪宇平无疑是一个成绩显著的继往开来的学者。据汪宇平的调查报告，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现在大沟湾的西沟，即范家沟湾（图五），获得石制品７６件，还有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并且在萨拉乌苏河阶地中发现了１件右侧顶骨和１件左股骨远端部分的人类化石。吴汝康研究指出，新发现的顶骨和股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接近于一般的现代人”特征，由于“化石石化的程度很大，发现的地层可能是更新世晚期，汇集各方面证据，可以确定这些河套人类化石代表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类型”。“从顶骨和股骨的结构较一般化的事实来判断，中国的古人（尼人）阶段的人类化石的形态可能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自然，目前在我国发现的古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还很稀少的时候难于作出结论，但是这种推断完全是有可能性的。”[３２]
１９５６年，中国地质学编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先将发育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巨厚河湖相地层称之为“萨拉乌苏河组”[３３]，后来１９５９年出版的《中国地层名词汇编（草案）》也收入了“萨拉乌苏河组”这一术语。
１９６２年，汪宇平在萨拉乌苏河第二级阶地河流堆积层中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人类头骨，它的石化程度不高，其形态特征在现代人范围之中[３４]。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裴文中、张森水和汪宇平等组成科学调查队，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开展第四纪全面考察，于陕西省横山县雷惠农场石马坬村发现一具成年人的头骨化石。化石发现在河流第二级阶地的全新统中，地层中含经过磨蚀的灰色陶片。人类化石呈黄褐色，骨壁较厚，石化程度大，同时出土的还有巨驼、大角羊、羚羊和鹿。报道者认为，头骨“骨质全部石化，呈黄褐色，重量较大；从石化程度来看，它与‘萨拉乌苏河系’的化石相同（如巨驼标本），与附近发现的现代的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有显然的区别。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暂时可认为它是属于‘河套人’的。”[３５]裴文中等经过调查和发掘，发现一批脊椎动物化石，经祁国琴研究，新增加的种类有虎和斯氏高山鼠相似种[３６]。
１９６４年，裴文中和李有恒发表文章[３７]，以“萨拉乌苏河系”全面论述了陕北和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含旧石器的类黄土堆积，并且对于它们的地层术语、岩相、结构、分布和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裴文中等认为两地的地层复杂而多样，似乎应该用“系”来表示，不应当用建造或层、组之类的术语。过去“系”应该是现在“群”的规范术语，其“建造”规范为组。他们认为水洞沟地区和萨拉乌苏河地区地层发育的时间和背景相同，所以从地质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地层，因此，水洞沟的地层是可以列入萨拉乌苏河系的。但是，从发现的动物化石和石器来看，水洞沟地区和萨拉乌苏河地区在晚更新世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差别，就石器和人类生活的环境来讲，两者可能不含有相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他们根据当时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人研究。其文章最大的缺憾是将萨拉乌苏河的基座阶地误认为是上迭台地，从而导致图中地层结构的严重失误和对于萨拉乌苏河河谷发育过程的认识不足。因此裴文中在北京大学为１９６０届地貌学专业做关于萨拉乌苏河的专题讲座时说：披毛犀从高原面上下到萨拉乌苏河喝水的时候被淹死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报告，在萨拉乌苏河下部地层“为水平层理的砂层，中有胶结的薄层砂层，也夹有较薄的泥灰或粘土层，其中含化石甚多，且有完整的骨架或未解体的骨骼（带有皮毛者）。这些化石包括大骆驼、马和披毛犀等，肯定是更新世者，应属于萨拉乌苏河系，且不是由附近搬运而来，应为原生者。”笔者曾经在汪宇平指引下确认过这个盛产动物化石的地点，但是对于萨拉乌苏河岩系的地层发现化石上“带有皮毛者”实在难以理解。
１９６４年，刘东生等论述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时，用了“沙拉乌苏组”、“沙拉乌苏动物群”等术语，并且将“沙拉乌苏组”置于上更新统下部[３８]。从此以后，“萨拉乌苏河”在地质学界一般简化成为“萨拉乌苏”。
１９６５年，安志敏在小南海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报告中，将萨拉乌苏河的石器置于水洞沟和小南海的石器之间。他认为，小南海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相似，属于不同地区的两种文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石器比较进步，甚至于还出现类似细石器的遗存，又揭示了它们可能是中国中石器及石器文化的先驱[３９]。
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察队，考察了萨拉乌苏河（图六）。汪宇平带领大家参观了他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和人类化石地点，明确了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出自萨拉乌苏河的阶地堆积层中，并且查明萨拉乌苏河的高阶地含宋代瓷片，初步判断萨拉乌苏河的发育历史很短，大约为１０００年。
贾兰坡、盖培和尤玉柱根据萨拉乌苏河动物群包含中更新世常见的古菱齿象的现象，认为其年代可能早于峙峪和小南海遗址。他们认为萨拉乌苏河的旧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另称“第一地点”—峙石器属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周口店第一地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他们将萨拉乌苏河遗址和峙峪遗址并列在后一传统系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４０]。
１９７７年，张森水将萨拉乌苏河发现旧石器的地点称之为“大沟湾”地点[４１]。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华北区域地层表（内蒙古分册）》将萨拉乌苏河一带的上更新统河湖相地层确定为“萨拉乌苏组”[４２]。
贾兰坡和王建在《西侯度》研究报告中所称的萨拉乌苏文化，也归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文化系统[４３]。邱中郎和李炎贤提出：“过去把水洞沟、内蒙乌审旗大沟湾以及甘肃庆阳黄土底砾层中，陕西榆林黄土中发现的石制品，合在一起称为‘河套文化’，这是很不恰当的。这些地方发现的石制品并不相同，特别是水洞沟和大沟湾两地点的石器差别较大，而且这些地方发现的东西时代可能有早晚的区别。”[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