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作者：贡俊录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６１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中绘有１０００多年前河北道镇州的几处古建筑，作者据此对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镇州衙署及其建筑遗物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已无存的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代大悲寺的位置和建筑结构等作了考证。
笔者没有去过敦煌，也未曾亲眼目睹过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然而从有关著作中得知，在敦煌莫高窟６１窟西壁绘有一幅《五台山图》，高３．４２米，宽１３．４５米，它犹如巨幅的山水人物画，将自今河北正定经五台山至太原的数百里山川、城镇、寺院、桥梁、亭台塔阁、草庐店铺及人物活动场景尽绘其中。１０００多年前的河北道镇州（今河北正定）作为从河北去往五台山的必经要邑，被形象地绘制在该图之北下角（封二）。
画面榜题“河北道镇州”５字竖写。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年）将全国分为１０道，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年）又分全国为１５道，河北道均在其中[１]。《地名大辞典》“河北道”条记，河北道，唐贞观初置，在黄河北，故名。东并海，南薄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关、蓟门（渝关即今山海关，蓟门即今居庸关），领怀、卫、相、洛、邢、赵、冀、恒、定、易、幽、深、瀛、贝、魏、博、德、沧、檀、营、平、燕等州（即今河南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北等地），治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避穆宗李恒名讳，改恒州为镇州[２]。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莫高窟》（五）一书中，根据《清凉传》记载的后晋天福三年（９３８年）五台山超化大师游方湖南，“谒为国主王公”，天福十二年（９４７年）湖南“遣使赍送入山，遍给诸寺”，结合《五台山图》中镇州城外“湖南送供使”的画面，定此图绘于五代时期。然而，此图所展现的镇州城的建筑格局却并非五代时期刚形成的。在五代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割据动荡的分裂时期，由于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镇州“境内凋蔽，人室九空”[３]。此时即使对城垣进行修建，也只是固守防御的需要，所以图中镇州城的历史概貌应早在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就已形成。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正定县城最早的形象资料。
图中所绘的镇州城是当时较大的城市，从图中看，其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北面未绘出），城正中为衙署，衙署东南方有一座三层方塔，城西有大悲阁，城南的护城河、滹沱河上建有小木桥。选择这些建筑物绘于图中，应是既侧重了其重要性和标志性，也兼顾了类别和方位。１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图中的建筑物大多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所湮没，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将《五台山图》中“河北道镇州”这重要的形象资料与考古发现、文史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图中所绘古建筑的相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与同仁共磋。
一、关于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问题
正定城是正定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历史沿革，现在趋于一致的观点是：正定建城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前燕大将慕容恪率军进攻冉闵于常山郡真定城（今石家庄东古城村），在滹沱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土筑军事城堡——安乐垒。３９８年，北魏拓跋珪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理之”。北周时安乐垒发展成为恒州、常山县两级行政区划的附郭，并将土城改为石城。唐宝应元年（７６２年），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因滹沱水灌城，复拓大之。宋、元依旧城修葺。明正统十四年（１４１９年），都御史陆矩会、御史陈金增为加强城池防御能力，将城垣重新修筑，由此使城垣固定在“周长２４里，高３丈，上宽２丈”的规模上。自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至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又将土城进行砖甃。此后的３００余年间历有修补。现存正定城墙的规模、形制均为明代遗存。
由于唐代正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所以关于当时正定城垣的记载不少。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７３４～７３６年），边塞诗人高适游历燕赵，在真定谒见了本地官员韦使君，在《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诗中，就有“城邑推雄镇，山川列简图”这样称颂正定城的诗句。《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常山）郡城周围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还有“以土筑城，原城所用之石筑门”之记。但关于唐代正定城之形制，由于未有明确记载，故出现了不同说法。１９９２年《正定县志》记：“唐宝应元年（７６２年），因滹沱水灌城，石城坍塌，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按镇治扩建城池，改为土城，平面呈‘凹’形。”此后许多人均沿用此说。而郭开兴先生在分析阳和楼与南城门的关系时推测：“如果以阳和楼为准向东、向西筑起城墙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座比现在官帽形的城小的方城。这和格局为周围二十里的唐城相近，也符合唐代城与市的布局要求。”[４]《五台山图》将唐代镇州城的形制与结构予以了形象展现：“镇州城垣北面没有画出，但就绘出部分，可以推知城平面是方形。四面正中各置城门，门上建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城门楼。门洞平顶，上施过梁两道，其间置人字拱一朵，拱两端各作缓和的翘起，这还是初唐遗制，五代后便已绝迹。过梁下施抱框，框内安门两扇。”[５]《五台山图》中所绘的八座城垣有许多共同点，对此宿白先生记：“图上城垣，共有八座，都是版筑，版的层次极为分明。城上设女垣和堞眼。城门基和角楼基都用砖砌，‘叠砖’的方式和现存的唐代砖塔相同。”[６]梁思成先生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记：“壁画中所见的城很多，多是方形。”[７]这些无疑就唐代正定城的形制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此问题的疑问和争议。
另外，所有关于正定城的资料均谈到唐宝应元年（７６２年）因滹沱河水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拓建城池。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所记，此说源于李宝臣纪功碑。１９９２年编写的《正定县志》亦记：“李宝臣将恒州石城拓建为土城，至大历元年（７６６年）竣工。唐代宗为其立纪功碑。”现立于唐永泰二年（７６６年）的李宝臣纪功碑尚存，细读此碑文，与滹沱河水患及城垣相关的内容为：“惟二年春，群吏更告公曰，滹池会流，暨于城下，天雨淫降，倾涌泄岸，波积如阜，奔灌乃雉，肯恐为鱼，其日固久。公以聚人欲，经□元启□导流，□若天造，层城岩岩，居人坦坦，庶德合于无疆，冬十月公告成于先帝。”碑文记的是李宝臣牧恒州的第二年（７５８年），滹沱河汇合众支流，涨到了正定城根，而天继续下着连阴大雨，“波积如阜，奔灌乃雉”，李宝臣纳众臣之意，修坝导水，方使“层城岩岩，居人坦坦”。文中却看不到滹沱河水冲塌石城、李宝臣拓建的内容，故唐李宝臣拓建城池之说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近年出土的莲纹方砖当系唐镇州
衙署之建筑构件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３日，正定县政府新建办公楼前西侧在安装供水装置时，于地下约３米处发现用模印方形莲纹灰砖铺墁的地面。方砖带有纹饰的正面向下，背面向上，边长３７～３８厘米，厚６．７厘米（图一）。当时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初步鉴定为唐宋时期遗物，后经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
址[８]出土的莲纹方砖相较，图案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能认定这些莲纹方砖亦为唐代遗物。然而这些砖原用于什么建筑，又为什么花纹向下铺墁，却一直令人疑惑不解。看了《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所绘的那座殿堂式建筑，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城中央绘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殿堂一所，这可能是衙署的表示，堂基为砖砌，基上绕以朱栏，堂山面涂白灰，正面洞开，未设门窗，所以一直可以看到堂内。堂内满铺方花砖。”[９]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旧城图上所示，当时的正定府署即在今县政府处。另据《正定县志》卷１０“公署新所”记，正定府署为元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建，元末遭兵革，明洪武十年复之。再据北宋吕颐浩《燕魏杂录》记，真定“府治后有潭园”和欧阳修“潭园数亩官墙下”诗句，并从近年来由县政府处出土的数枚金代官印分析，今正定县政府大院亦是宋、金时期真定府治所。郭开兴先生也认为：“正定府治，自宋至清，一直就在今正定县政府大院。”[１０]那么唐至五代的衙署是否也在这里，除《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标示外，元纳新《河朔访古记》的有关记载和现存历史文物也能佐证这个问题。《河朔访古记》“常山郡部”载：“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唐清河郡王李宝臣纪功碑一通，其碑极高大，永泰二年立。《类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治西一十步，大历三年（７６８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见云。”又记：“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复有巨碑埋土中，上露碑首，长及丈五，题曰王武俊碑，贞观五年（当为贞元五年，作者注）立，文字皆不可考。《类要》云王武俊碑去真定府治东门二十步，即此碑也。”另外，不见书载的五代后晋安重荣纪功残碑也于２０００年出土于上述碑刻附近。从常理推断，这几位唐至五代成德军节度使的功德碑当立于州、府治所之显要位置，而现碑所立之处恰在今县政府正南面不远，很可能为当时治所大门的左右。所以说，正定县政府所在地出土的唐代莲纹方砖，原本应是镇州衙署建筑物之构件，建筑倒塌或拆毁后，这些砖又被挪用于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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