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作者：高晓静
自唐末离乱，海内分割，遂出现五代十国（907～960年）时期的全国分崩离析、群雄逐鹿之乱世，北岳祭祀也处于了低谷阶段。
宋代对北岳恒山的祭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史·礼志》载，宋五礼以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祭祀之事，对岳镇海渎之祀尤为重视和隆重。唐代封北岳为“安天王”，宋代在此基础上加封为“安天元圣帝”，由“王”而“帝”，宋真宗赵恒开写了祭祀史上的新篇章。同时，宋代祭祀仪式非常之隆重，据《宋史·礼志》载：“命翰林、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崇饰神像之礼。其玉册制如宗庙谥册，帝自作《奉神述》，备纪崇奉意，俾撰册文。有司设五岳册，使一品卤簿及授册黄麾仗、载册辂、衮冕舆于乾元门外，各依方所。群臣朝服序班，仗卫如元会仪。上服衮冕，御乾元殿，中书侍郎引五岳玉册，尚衣奉衮冕升殿，上为之兴。奉册使副班于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上五岳帝号，遣卿等持节奉册展礼。’咸承制再拜。奉册使以次升自东阶，受册御坐前，降西阶；副使受衮冕舆于丹墀，随册使降立丹墀西。玉册发，至于朝元门外，帝复坐。册使奉册升辂，鼓吹振作而行。东岳、北岳册次于瑞圣园，南岳册次于玉津园，西岳、中岳册次于琼林苑。及庙，内外列黄麾仗，设登歌。奉册于车，奉衮冕于舆，使副褶骑从，遣官三十员前导。及门，奉置幄次，以州长吏以下充祀官，致祭毕，奉玉册、衮冕置殿内。又加上五岳帝后号：东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肃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遣官祭告。诏岳、渎、四海诸庙，遇设醮，除青词外，增正神位祝文。……帝自制五岳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坛之地构亭立石柱，刻文其上。”于是五岳遂升至帝王级，并出现五岳帝后同庙供奉。
宋代在曲阳北岳庙祭祀古北岳恒山的活动较唐代更为盛隆，有史可查者达百次之多，从北岳庙现存宋代碑文可窥豹一斑：（一）立于淳化二年（991年）八月，由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撰书的《大宋重修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碑刻，为宋太宗时重修北岳庙而作。（二）立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由宋真宗赵恒亲撰的《北岳醮告文》碑刻。其立碑背景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帝号封五岳，把北岳封为“安天元圣帝”，借由“王”而“帝”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也许是由于“澶渊之盟”划定的“白沟为界”迟迟未能兑现，对北岳的封禅大典直到四年后才予以实施，于是在这年赵恒亲制了这篇祭告文。（三）立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四月，由陈彭年撰文的《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并序》碑刻，记载了大中祥符九年春，朝廷派遣工部侍郎冯起、太仆少卿裴庄到北岳庙为北岳加封“安天元圣帝”的称号，从碑文可见一路之威仪和祭祀场面之隆重，颂扬真宗给北岳加封号是前代帝王“未行之典”，唯有如此，方能报答北岳神灵的德泽，使国家安定，百姓富庶。（四）立于皇二年（1050年）正月，由北宋重臣、著名政治家韩琦撰文并书丹的《大宋重修北岳庙之记》，记载了重修北岳庙的情况。（五）元九年，苏轼在定州作知州时所作的《春祈北岳祝文》和《北岳祈雨祝文》两篇。同时，苏轼还十分关注曲阳北岳庙，曾乞降度牒15道，欲修葺北岳庙，并用北岳松脂做松醪酒，创作了在文坛久负盛名的《中山松醪赋》。（六）宋时，不但朝廷对古北岳恒山祭祀礼仪隆重，民间百姓对北岳神灵也是倍加崇敬。绍圣四年（1097年）《北岳大殿增建引檐记》载：“方春始和，庶民来祀，祈田答，巫觋牲牵，相望于道，辟千聚百，跨越千里，不约而会于祠下者百以亿计蠲……”祭祀场面和祭祀队伍非常宏大。
四、明代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
元朝是一个由身居室外、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初定中原，曾将蒙古的游牧生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统治方式推行中原，从忽必烈开始积极接受汉文化，礼仪活动也是随从旧制的为多。元朝的国都离中土较远，交通不便，因而形成了祭祀岳、镇、海、渎遣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的祭祀方式，称之为代祀。北岳庙现存元朝代祀碑刻5通。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宋代加封北岳“安天元圣帝”的基础上，又在“元圣帝”前加“大贞”二字，封北岳为“安天大贞元圣帝”。北岳庙中立于至元二十八年二月的《大元封加北岳之诏碑》与史俱合。这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北岳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北岳在当时名山大川中不可或缺的特殊位置。然而，元代的祭祀事宜见诸于史册者却较少。
明代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对于五岳祭祀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明史·礼志》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又载：“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北岳恒山称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现存北岳庙洪武碑楼内的《大明诏旨》碑载明，朱元璋取得政权之后，曾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是为新王朝的建立而大造声势。“大明诏旨”的颁布也正好顺应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朱元璋一改过去历代所加封号，以原称为准，回归到最初的称号上去，统称为神。所有这些变革，体现了朱元璋或多或少的进步思想及一个有神论者的改良主义思想意识。朱元璋即位第二年（1369年）即祭祀北岳，以谢北岳神之默助；三年（1370年）六月下诏，改前代所加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封号，统称为神；七年（1374年）又下诏阐述封号之原委；十年（1377年）遣魏国公徐达至北岳庙祭祀。明朝伊始，短短10年间，太祖即四次诏封、致祭。
明太祖在位30余年，共著礼集14部，把中国这个传统礼仪之邦的礼仪详述得淋漓尽致。明朝的祭祀事宜领于太常寺而属于礼部，形式分为太祀、中祀、小祀。当时岳、镇、海、渎的祭祀属于中祀的范畴。明朝还规定皇帝出巡时，仪仗队伍过真定，望祭北岳，皇帝著常服，从臣、大臣及巡抚、都御使穿吉服行礼，还定期派大臣赴北岳庙祭祀北岳之神。对祭祀所用的祭品及祭器也做出了专项规定，如嘉靖十一年（1531年），岳、镇、海、渎诸神的祭祀所用牲牢为牛一、羊一、猪一，而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使用的器皿皆为瓷器，惟笾以竹，大大提高了祭祀的等级。
详查史书和庙内碑刻可知，不论是皇帝出巡时还是发生灾异虫害之年，均到北岳庙祭祀北岳之神，使明朝对北岳恒山的祭祀活动达到了空前的频繁。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明万历刻蓝印本》的记载和北岳庙现存碑刻得知，仅祭文碑刻就有106通。这些历史遗物既体现了明代的北岳祭祀文化，说明有明一代祭祀活动之多为历代之最，也记录了北岳庙的兴衰历程。
五、清代祭祀渐趋衰落
明末清初，对北岳恒山的祭祀出现了改祀之争，而改祀山西浑源后，曲阳北岳庙的祭祀也渐趋衰落。清代皇家祭祀北岳恒山见于文字记载的仅存顺治五年（1648年）祭文碑和顺治八年（1651年）祭文残碑两通。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入关不久的顺治帝在对历史不尽熟悉的情况下，批准“移祀北岳于浑源”的奏章，从而改写了几千年来祭祀北岳于曲阳的历史。其后，河北的恒山就不再列为五岳之一，曲阳北岳庙也不再作为皇家祭祀的场所，但是当地官府重修和民间祭祀、名人拜谒活动依旧延续下来。北岳庙当时采用自筹和捐款的形式多次进行过维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大清重修古北岳庙碑记》，记载了知县陈旭募款对北岳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曲阳知县王兰广利用古柏筹措款项，将北岳庙整修一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重修古北岳庙碑记》，记载了曲阳知县羊华清也采用“伐木换钱”的办法，维修了北岳庙；民国时期，知县李经正自筹资金进行维修，“增塑侍像三，配像、侍像各一，并重制门窗，再造石栏，一依原式。”此外，北岳庙内尚存有名人游记碑3通：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瓒明题名的《谒岳庙诗》；二是民国四年（1915年）陆海军大元帅府征兵处长沙姚象乾题写的《谒岳庙诗》；三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知县郭芳春撰写的《谒岳庙感怀》。
综上所述，从历代典籍及碑刻的记载不难看出，古北岳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堪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宏篇巨帙，而祭祀文化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篇章。以上笔者对古北岳恒山的祭祀文化做了初步探讨，但由于受笔者的学识及掌握的资料所限，文中难免有疏漏之处，仅作为引玉之砖，希冀得到方家学者的指导并与同仁共同探讨商榷。
主要参考文献：
1、《史记·封禅书》。
2、《通典》。
3、《汉书·郊祀志》。
4、《汉书·武帝本纪》。
5、《后汉书》。
6、《魏书·本纪》。
7、《隋书·礼仪书》。
8、《资治通鉴》。
9、《旧唐书·礼仪志》。
10、《宋史·礼志》。
11、《元史·祭祀》。
12、《明史·礼志》。
13、清光绪三十年《曲阳县志》。
14、张立方：《五岳祭祀与曲阳北岳庙》，《文物春秋》1993年4期。
15、薛增福、王丽敏：《曲阳北岳庙》，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
16、王丽敏、韩成武：《北岳庙碑刻选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17、现存北岳庙内的有关碑刻。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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