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唐代铁钱散论

作者:冯金忠




  另外,“安史之乱”后的一大变局就是李唐王朝一统局面被打破,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铜、铁等山泽之利为诸道节镇所控制,原来总揽于中央的铸币权下放到各道各镇。会昌五年(845年)下诏,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以铸钱。此时除了民间渠道外,藩镇地方势力也成为铁钱源头。例如河东地区,“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14]。陶希圣、鞠清远先生对河东铁钱曾有所注意,“山西是铁的出产地,中唐而后铁钱极通行”[15]。长庆初,户部尚书杨于陵上奏云:“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16]另外,唐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也曾开铸铁钱。可以说,河东、淄青、魏博和幽州成为当时北方铁钱的主要产地。这些地区的铁钱与前面提到的江淮铁钱有所不同。淄青、魏博、幽州俱为有名的叛镇,魏博和幽州更是典型的割据型藩镇,河东虽独立性较弱,但又决非驯服的江南节镇可比。因此,四镇铁钱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即使不是地方当局发行,亦为当局所默许。它既不同于时时被严禁的江淮铁钱,亦非中央发行的通货,而是一种在中央集权削弱与钱荒情况下出现的地方性货币。尽管史书对其语焉不详,但可以断言其使用相当长久,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唐廷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颁行铁钱。有一条材料需要辨别,《钦定钱录》卷9云:“右元宗开元铁钱。按钟谟既得罪韩熙载,又请铸铁钱以一当二。”陶岳《货志录》:“元宗时,以铁为钱,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炫篆其文,比于旧钱,轮郭深阔。既而是钱大行,公私以为便。”[17]由于成于清代的《全唐文》等书为避康熙(名玄烨)讳,将唐玄宗写作元宗,因此此材料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认为唐玄宗时曾颁行铁钱。但稍加辨别,便可发现此处之元宗并非指唐玄宗李隆基,而是指南唐中主李。李的庙号是元宗,钟谟和韩熙载都是其手下大臣,其铸铁钱时间在北宋建隆元年(961年)二月。洪遵《泉志》对此也有记载,云:“小‘唐国’铁钱,形制肖铜钱之小者。”
  唐代对恶钱打击态度十分明确。据史书不完全记载,唐之世,禁恶钱诏书竟达17次之多。开元中为切断恶钱,甚至设立了江淮括恶钱使等官职。由于屡禁不止,加之唐长期为通货不足所困扰,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对一些品类的恶钱弛禁,但铁钱自始至终在被禁之列。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5年)下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天宝十一年(752年)敕令:“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18]唐文宗大和中,“峻铅铁钱之禁”,甚至悬赏,规定告千钱者,赏以五千[19]。诏令尽管反复重申,力度也在加大,但往往收效于一时,不久又死灰复燃,铁钱始终是困扰唐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根据考古发现,除了在江南和北方强藩之外,即使在唐代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也时有铁钱出土,上世纪70年代在隋唐东都洛阳宫城遗址和90年代在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中都有铁钱出土 [20],虽然数量不大,但社会上铁钱始终在流通则无可置疑。
  
  二
  
  在讨论了唐代铁钱流通情况后,再简要探讨一下唐代铁钱的形制、图文、比价等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铁钱在五代十国及宋之前不是独立于铜币的形态,仅仅是铜钱的派生物,因此铁钱在形制与图文上必定表现为模仿铜钱,只不过在重量、做工、材质上有差别而已。公孙述割据政权发行的铁钱即模仿西汉武帝时的五铢钱,梁武帝所铸亦为铁五铢,唐代铁钱当然也不应例外。亘唐之世,尽管也曾改铸货币,如高宗时的乾封泉宝,肃宗时的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宪宗时的州名钱等等,但都不久即废,数量也有限。在唐代,开元通宝始终是主要货币形式,因此唐代铁钱具有多样性但又以开元通宝为主的特点。在出土的唐代铁钱中多为开元通宝,间或亦有别的品种,如无锡和陕西青阳县出土有铁质乾元重宝[21],刘仁恭所铸铁钱多种,有铁货布、铁五铢和铁顺天元宝等。
  史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其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并书写,“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而铁钱大多作工不精,书写比较粗劣,至于径寸大小、重量等更是混乱,极不统一。徐殿魁先生认为,初唐优质开元钱(A型Ⅱ式)一般指标为钱径2.4~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径0.2厘米,重4克左右[22]。而从出土铁开元钱来看,1983年石家庄市郊出土的一批铁开元钱,钱径2.2厘米,穿径0.65~0.70厘米,郭径0.10~0.15厘米,重1.7~3.0克左右[23]。定边出土的铁开元钱,钱径2.5厘米,穿径0.66厘米,重3.8
  克[24]。这些铁钱与优质铜钱相比较,钱径、郭径相差不大,而重量相差却十分悬殊,一般仅为优质铜钱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这些情况也是与史书记载相一致的。
  唐代铁钱的比价,史书记载零星散碎,语焉不详,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比价并非固定,而且波动十分剧烈。例如: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官府以五个恶钱易一个好钱的比价加以收取,但不久就改为以恶钱两文易一个好钱。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江南私铸成风,“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25]。恶钱(其中当含铁钱)与铜钱比价不同,京师为1∶1,江淮则是7∶1或8∶1,地区间差额十分悬殊。正由于存在此地区差价,权豪才不避刑网,千里迢迢把江淮恶钱运往京师,即使除去运费成本,利润亦极丰厚,贩运恶钱(其中含铁钱)成为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说到底,此时政府回收恶钱(含铁钱)所体现的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形式,因为政府回收的目的不是投入流通,而是收揽起来加以销毁,重新鼓铸。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民间私铸阶段的唐代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暂时的,其比价并非由铁钱本身的价值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受当时经济形势和决策者意志的制约。当恶钱泛滥,难以收拾时,政府会降低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显庆五年(660年)九月规定以5∶1的比价回收,但“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
  弛” [26],政府迫不得已,只好降低比价,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两文。如果局势好转,政府的态度便会趋于强硬,又会抬高铁钱和铜钱的比价。
  唐人刘知几《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并序》云:“若才乏隽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其中提到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为2∶1。这是不是唐代铁钱的比价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东汉末年,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史弼迎送郭泰也,辄再曲首,泰一揖而去。门人问之,弼曰铁钱。曰故以二当一
  尔。”[27]另据《太平御览》卷693《衫》云:到溉为建安太守,任以诗赠之,求二衫,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 任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南朝宋、齐、梁三代,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他的诗中也提到了铁钱和铜钱比价为2∶1。由此可见,刘知几文中涉及到的铁钱和铜钱的比价,只是借用史弼或任的典故,并非是唐代情况的写实。
  
  小结
  
  唐代长期钱帛兼行,铁钱并不是铜钱、绢帛之外的独立货币形态。它以恶钱的面目出现,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货币短缺的背景下,成为铜钱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危机。因此,与前代铁钱相比较,唐代铁钱有与商品经济互相促进的一面。高祖、武则天时期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地区是铁钱的渊薮,也是铁钱行用十分猖獗的地区。在流向上,往往由江淮,经两京,再周流到全国其他地区。“安史之乱”后,在钱荒和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背景下,铁钱在魏博、淄青、河东、幽州等北方强藩大镇也发展起来,它们表现出与以民间私铸为特点的江淮铁钱不同的特点,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尽管唐代铁钱自始至终未摆脱私铸化、地方化的色彩,未完成向法币化的转变,但不能据此抹杀唐代铁钱的历史地位。唐代铁钱经过长达300年的酝酿、整合,成为通向五代十国、宋代铁钱定型、成熟期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再则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废除汉以来通行900年的五铢钱,开元钱的铸造使货币名称与重量相分离,因此迈出了铜钱符号化的第一步,而铁钱作为不足值的恶钱则进一步推进了符号化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讲,铁钱的法币化或许与纸币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1]传统的观点,以公元30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铸铁钱作为中国历史上铁钱之始。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西汉初、中期铁钱出土,这一观点已经被否定。铁钱的出现至晚应追溯到西汉初期。
  [2]《汉书》卷24下《食货四下》。
  [3]《通典》卷9《食货九·钱币下》,中华书局,1988年。
  [4][25]《新唐书》卷54《食货四》。
  [5][13]《天工开物》冶铸第八《铁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重印本。
  [6] [9] [10][12][18][26]《旧唐书》卷48《食货上》。
  [7]甘于黎先生认为与“工商业开始繁荣,货币征敛逐渐制度化有关”,见甘于黎:《试论唐前期的私铸问题》,《中国钱币》1987年1期;李锦绣先生也认为,“江淮私铸钱的普及正是南朝货币经济发达的延续”,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8]《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中华书局,1982年。
  [11]冯普仁:《无锡考古五十年》,《江南论坛》2004年10期;蔡为东、马红:《无锡出土铁开元钱初探》,《中国钱币》1992年3期。
  [14]《元和郡县志》卷14《河东道·蔚州》,中华书局,1983年。
  [15]《唐代经济史》,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6]《新唐书》卷52《食货二》。
  [17]《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19]《文献通考》卷8《钱币考一·历代钱币之制》,中华书局,1986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21]周根宏:《青阳出土铁开元》,《西安金融》1996年9期。
  [22]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6期。
  [23]李胜伍:《石家庄市郊发现唐代窖藏钱币》,《考古》1985年4期。
  [24]王廷林:《定边出土的钱币窖藏》,《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27]皇甫谧《高士传》,转引自宋·高承《事物纪原》卷4《铁钱》,丛书集成本。
  〔责任编辑:成彩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