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唐代铁钱散论
作者：冯金忠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唐廷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颁行铁钱。有一条材料需要辨别，《钦定钱录》卷9云：“右元宗开元铁钱。按钟谟既得罪韩熙载，又请铸铁钱以一当二。”陶岳《货志录》：“元宗时，以铁为钱，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炫篆其文，比于旧钱，轮郭深阔。既而是钱大行，公私以为便。”[17]由于成于清代的《全唐文》等书为避康熙（名玄烨）讳，将唐玄宗写作元宗，因此此材料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认为唐玄宗时曾颁行铁钱。但稍加辨别，便可发现此处之元宗并非指唐玄宗李隆基，而是指南唐中主李。李的庙号是元宗，钟谟和韩熙载都是其手下大臣，其铸铁钱时间在北宋建隆元年（961年）二月。洪遵《泉志》对此也有记载，云：“小‘唐国’铁钱，形制肖铜钱之小者。”
唐代对恶钱打击态度十分明确。据史书不完全记载，唐之世，禁恶钱诏书竟达17次之多。开元中为切断恶钱，甚至设立了江淮括恶钱使等官职。由于屡禁不止，加之唐长期为通货不足所困扰，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对一些品类的恶钱弛禁，但铁钱自始至终在被禁之列。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5年）下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天宝十一年（752年）敕令：“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18]唐文宗大和中，“峻铅铁钱之禁”，甚至悬赏，规定告千钱者，赏以五千[19]。诏令尽管反复重申，力度也在加大，但往往收效于一时，不久又死灰复燃，铁钱始终是困扰唐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根据考古发现，除了在江南和北方强藩之外，即使在唐代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也时有铁钱出土，上世纪70年代在隋唐东都洛阳宫城遗址和90年代在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中都有铁钱出土 [20]，虽然数量不大，但社会上铁钱始终在流通则无可置疑。
二
在讨论了唐代铁钱流通情况后，再简要探讨一下唐代铁钱的形制、图文、比价等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铁钱在五代十国及宋之前不是独立于铜币的形态，仅仅是铜钱的派生物，因此铁钱在形制与图文上必定表现为模仿铜钱，只不过在重量、做工、材质上有差别而已。公孙述割据政权发行的铁钱即模仿西汉武帝时的五铢钱，梁武帝所铸亦为铁五铢，唐代铁钱当然也不应例外。亘唐之世，尽管也曾改铸货币，如高宗时的乾封泉宝，肃宗时的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宪宗时的州名钱等等，但都不久即废，数量也有限。在唐代，开元通宝始终是主要货币形式，因此唐代铁钱具有多样性但又以开元通宝为主的特点。在出土的唐代铁钱中多为开元通宝，间或亦有别的品种，如无锡和陕西青阳县出土有铁质乾元重宝[21]，刘仁恭所铸铁钱多种，有铁货布、铁五铢和铁顺天元宝等。
史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其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并书写，“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而铁钱大多作工不精，书写比较粗劣，至于径寸大小、重量等更是混乱，极不统一。徐殿魁先生认为，初唐优质开元钱（A型Ⅱ式）一般指标为钱径2.4～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径0.2厘米，重4克左右[22]。而从出土铁开元钱来看，1983年石家庄市郊出土的一批铁开元钱，钱径2.2厘米，穿径0.65～0.70厘米，郭径0.10～0.15厘米，重1.7～3.0克左右[23]。定边出土的铁开元钱，钱径2.5厘米，穿径0.66厘米，重3.8
克[24]。这些铁钱与优质铜钱相比较，钱径、郭径相差不大，而重量相差却十分悬殊，一般仅为优质铜钱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这些情况也是与史书记载相一致的。
唐代铁钱的比价，史书记载零星散碎，语焉不详，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比价并非固定，而且波动十分剧烈。例如：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官府以五个恶钱易一个好钱的比价加以收取，但不久就改为以恶钱两文易一个好钱。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江南私铸成风，“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25]。恶钱（其中当含铁钱）与铜钱比价不同，京师为1∶1，江淮则是7∶1或8∶1，地区间差额十分悬殊。正由于存在此地区差价，权豪才不避刑网，千里迢迢把江淮恶钱运往京师，即使除去运费成本，利润亦极丰厚，贩运恶钱（其中含铁钱）成为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说到底，此时政府回收恶钱（含铁钱）所体现的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形式，因为政府回收的目的不是投入流通，而是收揽起来加以销毁，重新鼓铸。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民间私铸阶段的唐代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暂时的，其比价并非由铁钱本身的价值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受当时经济形势和决策者意志的制约。当恶钱泛滥，难以收拾时，政府会降低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显庆五年（660年）九月规定以5∶1的比价回收，但“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
弛” [26]，政府迫不得已，只好降低比价，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两文。如果局势好转，政府的态度便会趋于强硬，又会抬高铁钱和铜钱的比价。
唐人刘知几《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并序》云：“若才乏隽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其中提到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为2∶1。这是不是唐代铁钱的比价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东汉末年，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史弼迎送郭泰也，辄再曲首，泰一揖而去。门人问之，弼曰铁钱。曰故以二当一
尔。”[27]另据《太平御览》卷693《衫》云：到溉为建安太守，任以诗赠之，求二衫，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 任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南朝宋、齐、梁三代，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他的诗中也提到了铁钱和铜钱比价为2∶1。由此可见，刘知几文中涉及到的铁钱和铜钱的比价，只是借用史弼或任的典故，并非是唐代情况的写实。
小结
唐代长期钱帛兼行，铁钱并不是铜钱、绢帛之外的独立货币形态。它以恶钱的面目出现，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货币短缺的背景下，成为铜钱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危机。因此，与前代铁钱相比较，唐代铁钱有与商品经济互相促进的一面。高祖、武则天时期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地区是铁钱的渊薮，也是铁钱行用十分猖獗的地区。在流向上，往往由江淮，经两京，再周流到全国其他地区。“安史之乱”后，在钱荒和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背景下，铁钱在魏博、淄青、河东、幽州等北方强藩大镇也发展起来，它们表现出与以民间私铸为特点的江淮铁钱不同的特点，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尽管唐代铁钱自始至终未摆脱私铸化、地方化的色彩，未完成向法币化的转变，但不能据此抹杀唐代铁钱的历史地位。唐代铁钱经过长达300年的酝酿、整合，成为通向五代十国、宋代铁钱定型、成熟期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再则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废除汉以来通行900年的五铢钱，开元钱的铸造使货币名称与重量相分离，因此迈出了铜钱符号化的第一步，而铁钱作为不足值的恶钱则进一步推进了符号化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讲，铁钱的法币化或许与纸币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1］传统的观点，以公元30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铸铁钱作为中国历史上铁钱之始。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西汉初、中期铁钱出土，这一观点已经被否定。铁钱的出现至晚应追溯到西汉初期。
［2］《汉书》卷24下《食货四下》。
［3］《通典》卷9《食货九·钱币下》，中华书局，1988年。
［4］［25］《新唐书》卷54《食货四》。
［5］［13］《天工开物》冶铸第八《铁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重印本。
［6］ ［9］ ［10］［12］［18］［26］《旧唐书》卷48《食货上》。
［7］甘于黎先生认为与“工商业开始繁荣，货币征敛逐渐制度化有关”，见甘于黎：《试论唐前期的私铸问题》，《中国钱币》1987年1期；李锦绣先生也认为，“江淮私铸钱的普及正是南朝货币经济发达的延续”，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8］《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中华书局，1982年。
［11］冯普仁：《无锡考古五十年》，《江南论坛》2004年10期；蔡为东、马红：《无锡出土铁开元钱初探》，《中国钱币》1992年3期。
［14］《元和郡县志》卷14《河东道·蔚州》，中华书局，1983年。
［15］《唐代经济史》，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6］《新唐书》卷52《食货二》。
［17］《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19］《文献通考》卷8《钱币考一·历代钱币之制》，中华书局，1986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21］周根宏：《青阳出土铁开元》，《西安金融》1996年9期。
［22］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6期。
［23］李胜伍：《石家庄市郊发现唐代窖藏钱币》，《考古》1985年4期。
［24］王廷林：《定边出土的钱币窖藏》，《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27］皇甫谧《高士传》，转引自宋·高承《事物纪原》卷4《铁钱》，丛书集成本。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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