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唐代铁钱散论
作者：冯金忠
【摘要】唐代铁钱在史籍中记载十分零散，学界也很少有人对它予以关注。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有大量唐代铁钱出土，为研究唐代铁钱提供了可能。从地域来看，唐代铁钱可分为江淮铁钱和北方铁钱。大致而言，唐前期高宗、武则天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地区是铁钱的渊薮。它与“恶钱”相伴生，多为民间私铸。大量的铁钱由江淮经两京流向全国各地。“安史之乱”后，在北方地区，特别是在魏博、淄青、河东、幽州等诸镇铁钱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们是在“钱荒”和中央集权严重削弱情况下出现的地方货币，表现出与前期民间私铸的江淮铁钱不同的特点。另外本文还研究了唐代铁钱的形制、图文、比价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
铁钱的出现晚于铜钱，史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初期 [1]。其后，两汉之际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和南朝的梁武帝都曾经开炉铸铁钱。五代十国特别是宋代以后，铁钱开始大行于世，史籍记载也丰富翔实起来。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唐代铁钱，传统史籍记载则十分零散，学界对此也语焉不详，许多钱币史著作甚至不置一词。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大量唐代铁钱的陆续出土，为研究唐代铁钱提供了可能。本文拟结合出土实物资料对唐代铁钱加以探讨，庶几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一
铜钱并非纯铜制成，为提高铜币硬度，铜液中往往掺入一定量的锡。唐以前对铜、锡比例并无明文记载，唐代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较佳的构成比例。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天宝中，每官炉钱用铜21200斤，锡500斤， （铅锡的合金）3700斤。由此可推断唐时官铸铜钱中铜含量约为83.46％。在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唐代及唐以后，铜钱中的铜含量总是或高或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含铜不足的恶钱与好钱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铜钱中掺入铅铁，在理论上讲是可能的；而从实践讲，对政府而言又往往有不得不为之的苦衷。
铜虽为贱金属，但铸钱业成本却很高，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微利可图。汉代贾谊即指出“铸钱之情，非杂为巧，则不可得赢” [2]，唐代同样如此。开元、天宝年间，官府铸钱每千钱成本720，其中还不包括工匠役钱。玄宗在诏书中即言：“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3]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指出，江淮钱监铸钱由江淮输送到京师，每贯钱总计成本竟达3000，是成本的三倍。“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4]官府即处于这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般来说，王朝初期，经济运行良好，国库充裕，这时往往钱质精良，重如其文，对恶钱的控御也较严，但当中末期危机四伏、财政捉襟见肘时，则往往发行恶钱，以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正如宋应星所言：“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5]至于民间私铸钱，由于利益的驱使，几乎成了恶钱的代名词。
铁钱是随着恶钱发展起来的一种货币形态。它按来源可划分为两类：一、官方（中央政府或割据政权）发行的作为通货的铁钱。公孙述和梁武帝所铸铁钱即属于这一类。二、民间私铸的铁钱。由于这一类往往以铜钱的劣质品，即“恶钱”的面目出现，往往为史家所忽视。虽然宋之前的史籍记载颇为零碎，但可以断言，此类铁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行用范围上都大大超过官方铁钱。当然这两大品类又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在许多时期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或并行不悖。唐代铁钱的发展同样符合这些规则。
唐建立伊始，沿用隋代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才开炉铸新钱，名曰“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史书称其“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
之”[6]。钱监分布在洛、并、幽、益、桂等州，少府也设置有十炉。从地域布局来看不很合理，集中于北方，而南方钱监设置却很少，这与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货币行用数量巨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高宗、武则天之后，全国盗铸浪潮中江淮间尤其严重，成为全国恶钱的渊薮。史籍对此记载颇多，现仅撮录《旧（新）唐书·食货志》有关记载，便可略见一斑。高宗曾临轩对侍臣言：“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开元年间，“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剪铁而缗之。”
以上引文中有的材料未明言铁钱，只言恶钱。据史书记载，恶钱达数十种，如熟铜、排斗、缺顿、荡染、穿穴、沙涩、白强、黑强、鹅眼、铁锡、古文、环等等。作为恶钱一个重要门类，在花样纷纭、数额庞大的恶钱中有铁钱存在，当不容置疑。
私铸在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其产生的具体条件却各有不同，或为动乱与局势不稳时经济混乱的产物，或因币制杂乱，各类钱之间的比价不合理而造成，或因国家政策不当，如铸大钱及减重钱而引起。而唐代的私铸却有所不同，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烈，在朝野引起反响之大，为以前各代所未见。当时朝堂上分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彼此争论不休，朝廷决策也在两者间摇摆不定。世称良相的宋被罢免，就因为处置江南恶钱措施不力。其中原因，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行用的普及有密切关系[7]。社会上货币流通量的不足是造成恶钱泛滥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铁钱的涌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在货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唐代铁钱与恶钱相伴生，依地域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江淮铁钱与北方铁钱。江淮铁钱多系私铸。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即曾言：“有加铁锡，即非公铸。” [8]江淮铁钱在高宗、武则天至“安史之乱”前表现最为突出，成为铁钱生产和行用的中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超过了北方铁钱。原因有三：一、江淮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湖泊众多，河汊纵横，十分便于隐蔽；二、江淮远离政治中心，兵力寡弱，朝廷对此鞭长莫及；第三就是上面提到的南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北方铁钱从文献记载来看，主要集中在唐中后期。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铁钱并非南北分隔，独立行用，而是相互流动混通，在行用上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界限。这从史籍上可窥出一些蛛丝马迹。天宝时，两京恶钱又开始泛滥，好钱和恶钱同样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9]当时恶钱在全国泛滥程度不同，江淮尤甚。唐政府为消灭恶钱，稳定通货，打击力度最大的地区也为江淮，规定以五个恶钱易一个好钱的比价来回收恶钱。而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好钱、恶钱均可通用，比价为1∶1。人为规定的地区差价，给不法商人牟取暴利提供了契机，促成了恶钱南北流动；恶钱南北流动又进一步把恶钱区从江淮扩大到两京；随着人员的流动，这些恶钱又被携带到全国其他地方，于是恶钱进一步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势之下，铁钱亦同时发展起来。
“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但盗铸之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滋长之势。“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10]1989年无锡市区发现一处唐代铁钱窖藏，出土了大量的“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铁钱，重达150公斤，据考证年代约在８世纪后半叶至９世纪前半叶。其铁钱种类单纯，文字清晰，没有使用痕迹，估计铸成后未经行用即遭意外焚毁掩埋[11]。无锡，唐属江南东道的常州。铁钱的再度泛滥与两税法实行后催生的钱荒问题有很大关系。当时社会上货币严重不足，钱重而货轻，除佰、欠佰等现象也随之出现。元和年间，京师民间用钱每贯要扣除20文，政府最初曾一度禁止，然而由于屡禁不止，长庆元年（821年）终于解除禁令，明确规定以920文成贯。到后来成贯标准越来越低，昭宗末，京师用钱已经以850钱为贯，河南竟然以800文为贯。我国铜资源储量并不丰富，又因当时铜矿开采水平较低，铜的流失十分严重。开元中，刘秩就尖锐地指出：“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12]应该看到，唐廷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铜的流失，例如元和中下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大和三年（829年）下诏规定，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只有镜子、磬、钉、环钮等小型器物才允许用铜。而最根本的措施是新置钱监和恢复旧冶，增加铜钱的流通量。南方的扬、鄂、宣、润等州新设置了钱监，一些废置的钱监也得以恢复，如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280余，复置桂阳监。应该说唐廷找到了问题症结的所在，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受到铜钱生产规模的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天下岁铸钱还不及10万缗，远远少于开元天宝间。在此情况下，铁钱等恶钱沉渣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天工开物》中曾提及唐代铁钱“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13]。宋应星将唐铁钱开始出现时间系于魏博镇明显不确，但他把魏博等地铁钱的出现与“铜货不通”联系起来，却是很有见地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