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作者：刘 淼
素面大碗在金代遗址中也有不少出土。黑龙江绥滨奥里米古城金代墓群（图三，11）、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吉林塔虎城遗址、吉林公主岭市金代窖藏、吉林农安窖藏中均有发现。
除了这些典型的碗、盘之类，金前期墓葬中常见一些素面小尺寸的杯、碗、碟类，至早中期非常普遍，到金代较晚时期则出现了涩圈叠烧的情况。
（四）洗
考古发现中洗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墓出有一件葵瓣刻花洗（图四，1），为这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参考依据。这种花式口大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其外腹壁近底处斜削一周，这种做法还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两座金墓中的一些器物，体现了时代上的接近。
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一件定窑葵瓣口器物，发掘报告称为盘，腹内有八条凸棱，平底内凹，从造型风格和刻花纹饰上似乎与北京通县金墓出土的刻花洗存在某种关系。四川峨嵋山罗目镇窖藏曾出土一件与之相似的器物（图四，2）[34]，发掘者认为是景德镇窑的产品，它为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刻花洗提供了年代上的参考。
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中有一件被称为盘的器物，类似的造型在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出土2件（图四，3），同样被称为盘。但冯先铭先生把四川简阳这处遗址的年代定为南宋晚期[35]，称这种大圈足敞口印花器物为洗。此类器也见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
山西大同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刻花单柄洗（图四，4），这种造型也见于耀州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中。据学者考证，目前各地出土的单柄洗，凡有纪年依据者，年代都在12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36]。
（五）钵
1、平底钵
这种钵在发掘报告中常被称为碗，一般尺寸不大，多素面无纹，其时代多属于金代前期。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和M2（图五，1、2）、北京磁器口金墓[37]、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金墓中均有出土。
2、盖钵
吉林公主岭窖藏、辽宁西丰凉泉窖藏（图五，3）、山东临淄窖藏（图五，4）都有出土，河北曲阳定窑遗址也曾采集到1件（015）[38]。据学者研究，定瓷钵上出现的这种刻花竖线装饰是仿磁州窑的，这种风格的瓷器在磁州窑遗址尤其在北宋后期到金代比较多见，主要用于碗、钵类圆器的装饰。定窑在金元时期也生产这种竖线刻花装饰的钵[39]，山东临淄窖藏所出和河北曲阳定窑遗址的采集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北宋晚期定窑资料中已能见到这种装饰[40]。
3、深腹大钵
吉林农安窖藏出土了一批刻花钵，器型很大，纹饰包括刻莲花纹和水波鱼纹等，有的外壁为素面，有的则刻多层莲瓣纹饰，体现了金代的装饰特色（图五，5）。
以上代表了金代定窑较为流行的一些器型，除此之外还见有少量的瓶、执壶、罐、盒等，它们多出于金代前期的墓葬。
三、相关问题探讨
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金代定窑的生产依旧繁盛，并在北宋晚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器型和刻划花纹饰上体现着一定的延续性。折腹盘、斗笠碗、平底盘等都是北宋晚期以后的典型器型，刻花萱草纹、双鱼纹、单枝莲花纹等也都是北宋晚期以后的流行纹饰。整个金代以覆烧产品最为普遍和流行。金前期刻划花装饰依旧盛行，但从整体看，没有北宋晚期的规整、细致，而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且到金代中晚期，印花装饰大量出现和流行，逐渐取代了刻划花装饰。
金灭辽后，南下攻宋，关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的记载屡见史册，但有的记载不免有夸张渲染之嫌，事实上北宋统治中心河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徐淮等地遭受的破坏较大。宋金战争对定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金代前期和北宋晚期的定窑生产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并非人们所认为的中间有几十年的中断。近年来随着辽末金初、宋末金初墓葬的不断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初定窑仍在继续烧造的事实[41]，也只有在金代初年持续生产的基础之上，在大定以后，定窑的生产才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定窑并不处于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它虽也曾为北宋宫廷生产过一定数量的贡瓷，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民窑性质。它更多的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宋政权的南迁而衰落，或者像汝窑、官窑等北宋宫廷直接控制的窑场一样突然消亡。金占领中原以后，女真族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金统治范围扩大后，定窑所在地中山府（定州）正处于金统治中心，从而拥有了整个北方广大的市场。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宋墓和辽墓中，不论等级高低，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南方瓷器，特别是青白瓷的发现非常普遍。而金代的墓葬或遗址中虽然偶然也会见到青白瓷、龙泉青瓷等品种，但是这种情况很少[42]，定窑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金代的北方市场。南方瓷器在金的统治范围内很少出土，说明少了南方瓷器的竞争，为包括定窑、磁州窑等在内的北方瓷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广大市场。
金代定窑产品大规模的行销，不仅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很普遍，而且在南宋统治的南方地区也较普遍。且南方的墓葬中定瓷常与银器等精美贵重的器物同时出土，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定瓷是作为银器的补充而为人们所使用的[43]。
金与南宋两个政权南北对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割断联系，特别是绍兴和议以后，南北贸易频繁。金和南宋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走私贸易和朝廷之间的朝贡贸易。金代的定窑瓷器正是通过各种途径大量销售到了南方，集中发现于江苏、浙江、四川等宋金交界地区、南宋统治中心附近以及南宋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泗州是宋金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榷场，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44]中记载的在这个地区出现仿定窑的泗州窑，正是定窑大规模行销引起仿制的典型代表。在宋金贸易中，金朝不得不从南宋输入大量的茶叶及其它物资，但又认为“以丝绢易茶”为“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尔”[45]，后不得不改用盐和杂物来换茶，而这里的杂物之中，很重要的一项就应该是瓷器。同时，在宋金贸易对于铜钱的争夺中，瓷器，尤其是定窑瓷器，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金代定窑兴盛的原因。
〔责任编辑：成彩虹〕
［1］［35］冯先铭：《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2］妙济浩、薛增福：《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年7期。
［3］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7期。
［4］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考古》1985年3期。
［5］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俞永柄：《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4年1期。
［6］李辉柄：《遂宁窖藏瓷器浅议——兼谈成都附近县市窖藏瓷器》，《文物》1994年4期。
［7］［15］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8］冯先铭：《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台湾学者谢明良借鉴日本学者对墓中出土的白瓷水注年代属11世纪中期的推测，也将这座墓中出土的定窑白瓷器作为北宋中期的定窑资料来进行研究。参见谢明良：《定窑白瓷概说》，载《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