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河北北朝墓志札记（七则）
作者：赵生泉 史瑞英
4、恒州
大宁二年《封胤砖》（图五）出土地点不详，拓片约29×15厘米，铭文曰：
维大齐大宁二年四月廿四日，故人封胤迁恒州记。
大宁，史籍作“太宁”，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大宁二年即562年。志主封胤生平无考，味其文意，似其死后暂厝某地，待日后再行迁葬恒州之凭据。按，北朝有二恒州，一在代北，治平城，孝文帝太和中置，《天保七年张氏砖》即是；二在今河北正定一带，据《周书·武帝纪下》，宣政元年（578年）正月壬午，始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然则其人欲归葬于山西乎？正定乎？封胤若出渤海封氏，即系河北旧族，葬诸外地的可能应该不大。那么，北齐时正定是否已置恒州？据《北史·齐本纪中·文宣纪》，天保六年 “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至少高洋尚未置之。
大业三年（607年）《李奴奴砖》（图六）出土于藁城、正定一带，拓片约29.5×15.5厘米，文曰：
大业三年二月廿三日，恒州九门县建兴乡故人李奴奴记之耳。大业三年二月廿三日。
据《隋书·地理志中》，九门为恒山郡属县，北齐废，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大业初，又以新市县并入。又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10，九门本北周恒州州治安乐垒之所在，位于今河北藁城县西北12.5公里处。至于《隋志》与砖铭的郡、州差异，当系官方名称与民间习惯的不同所致。
5、友人助丧
《孟万姜砖》（图七）葬于天保元年（550年），河北临漳附近出土，拓片约27×16.5厘米，内容为：
武德郡平皋县民故人妻孟万姜，天保元年八月廿九日。
《魏书·地形志上》：“武德郡，天平初分河内置。”辖平皋、温、怀、州四县，郡治在今河南温县北，时属怀州。《魏志》又称汉、晋时平皋属河内郡，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7据以考订其地在今河南温县东10公里。《北史·齐本纪上》：“（迁邺之）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事在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而此砖入地之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已代魏自立，国号齐，年号天保。就此而言，孟万姜一家很可能是东迁平民，因其丈夫早死，故仅署曰“故人”。在此意义上，孟万姜的丧事很可能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
又有开皇十八年《张延敬砖》（图八），铭作：
开皇十八年正月十二日，修德乡下故人张延敬。
前引大业三年《李奴奴砖》文曰：“大业三年二月廿三日，恒州九门县建兴乡故人李奴奴记之耳。大业三年二月廿三日。” 大业五年《苏金封砖》（图九）称：“大业五年五月十一日，故人苏金封铭记之。”语意与之近同。《张延敬砖》颇有残缺，如铭中第二行第四字佚去，据文意补为“人”；倒数第三字难以遽断为“廷”或“延”，但“廷”有三横，铭中之字于中间一横两侧各有一短竖或点，非其字明矣，故释为“延”。末字“”，本抚摸之意，但在这里应读作“卒”，讹体也。
又，天保二年《万丑女砖》（图一○），铭文曰：
大齐天保二年岁次辛未十一月辛丑朔廿六日，故人万丑女墓。
语意亦不出此范围。但它有三处“笔误”：其一，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本年十一月朔在辛未，十月则在辛丑，或将“未”误刻为“丑”，或衍一“一”字，都有可能。此砖系传世品，“一”字有可能是藏家自作聪明补入的。其二，“廿”字横画多一短竖，意为三十，而每月最多31天，何来36日？其疏误明矣。其三，若“一”为衍文，则“日”下落“丙寅”二字；若“丑”乃“未”讹，“日”后应有“丙申”之文，俱非合例之体。这表明，作者绝非熟练工人，同时墓主的身份也未必很高。
6、铭记
上述张氏、苏氏诸砖 “铭记”二字，意不甚详。《北史·孝行·吴悉达传》：“吴悉达，河东闻喜人也。兄弟三人，年并幼小，父母为人所杀。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退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祗，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吴氏非闻喜著姓，其丧葬应该不是非常讲究，很可能与张氏砖一样，也是仅记年月姓名的砖刻。又，悉达迁居在父母下葬多年之后，事先应不会预料到改葬之事，也就是说，其父之铭记原本是“固定”的。就此而言，当时大多数铭记恐怕不是为日后迁葬而设。像《封胤砖》那样明确指出“迁恒州”者，在习俗应系特例。
7、孙 （休）延砖
《孙 （休）延砖》（图一一）拓片约32×16厘米，铭为：
中丘县古民畦逮骑孙（休）延铭记。
考中丘即今河北邢台市内丘县。《魏书·地形志上》于殷州南赵郡下称：“中丘，前汉属常山。后汉、晋属赵国。晋乱，罢。太和二十一年复。”《北齐书·李元忠传》又说：“宗人愍，尔朱荣擒葛荣，分广平之易阳、襄国、南赵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以愍为太守。”北齐因之。 而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10，北周灭北齐后，中丘为州襄国郡辖县。至隋，因文帝杨坚父名忠，避讳而改曰内丘，仍属襄国，故《隋书·地理志中》记曰内丘。据此，此记虽无年代，却可定为隋代以前之物。
至于“畦逮骑”，似属官名，但北朝史籍未见此官，当系职事。《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沿北魏制度，太子左右卫坊率下属有骑尉30人，司州及邺、临漳、成安三县亦领骑曹，则“畦逮骑”内涵虽难确定，为基层官吏当可大致推定。如此，则此记应非墓铭，而是记事之砖。其字大小随意，笔致自由，但不甚佳，聊备清玩而已。
附：崇宁五年瘗骨砖
《崇宁五年砖》（图一二）出土于灵寿县青廉镇贾良村，已残，拓片约24×27厘米，内容作：“于崇宁五年六月……在贾良村青廉□……无人识认至当……埋瘗讫盈字……。”则该砖应葬于崇宁五年（1106年）六月某日。因文中有“埋瘗讫”等字，巴根汝先生遂题曰《宋崇宁瘗骨砖刻》，且云：“其孝义垂范当今，其薄俭亦令吾辈思效之。”言外之意，此砖乃当地人埋葬无名尸体时所附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益价值。因残缺颇多，我们的推断在目前只能止于此。其书法较刻板，除技术因素外，楷书至宋代已完全定型，刻手难以自由发挥，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1］该志已经发表，见李俊卿：《北魏〈赵谧墓志铭〉跋》，《文物春秋》2003年6期；许万顺：《大魏赵谧墓志》，《中国书法》2004年7期；丛文俊：《北魏〈赵谧墓志〉考》，《中国书法》2004年12期。
［2］刘恒壬午年(2002年)仲夏跋语称：“此东魏兴和二年刻石，惟后半残失，仅存纪年耳。其体制似铭功纪事之辞。成午当为地名，然未详其处。案，其时高欢官天柱大将军，世袭定州刺史，拥兵摄政，权焰倾国，刻石中大将军及定州云云，必指高欢其人。而于年号干支之间横入大将军在成午之语，殊悖常例，则正可见其骄恣自重也。惜本事阙如，年于考索矣。其书法因雍容典重，颇饶庙堂之气度也。”墨迹本。
〔责任编辑：张金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