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作者：武 玮
二、柏人俑和石真
1973年发掘的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三合土墓，出土了一件柏木人，高35厘米，头戴黑帽，身穿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眉目衣纹皆用墨线勾画而成，背面墨书文字：“唯大唐岁次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洪州南昌敬德坊没放亡人熊氏十七娘，□五十四岁。今用铜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已买得此地坪。中有神呼主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大□、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久亲……行年者一切，已（以）上并仰柏人当知（之）。吃天苍□□□□八根十二……木盟当圹等，并随柏人觅食。急急如律令！”[15]从这篇墨书文字来看，柏人显然是作为死者家中主人及其后辈子孙乃至奴婢六畜等一切有生命者的替身置于墓中的，目的是保护死者全家及其所有活物的安全。
四川成都东关外曾出土一件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秦温石券，上面写着：“维大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己卯朔，廿四日庚寅。□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今象就了，不敢不谘启告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今日对闭，诸神备守。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石人石契，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期契，天翻地倒，方始相会。今日吉良，告诸对闭，主人□望富贵高迁，子子孙孙永保万岁。急急如律令。”[16]券文中的“今象就了”是指代替活人的石质人形造好了，“石人石契”是指石人像和石契券（即本件石契）。石人是秦温的替身，将其安置在“寿冢”中，启告诸神保护秦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待到“天翻地倒”时，才与石人“相会”。这种石人在道教信仰中也被称为“石真”。使用者主要是利用石人质地坚硬，可以长期存留的特性，作为建造“寿冢”的活人的替身埋入墓中，从而为生人延年益寿。
柏人俑和石真在南方地区唐宋墓葬中多有发现。唐代不多，且在晚期，应是这种习俗的肇始期。宋墓中的柏人、石真文字，有“奉太上老君敕”、“天帝使者元黄正法”、“奉道弟子”等语，与道教密切相关不言而喻。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源自道教解注法中的假人代形，属于代替生人受注、使生人免于注殃的法术，反映了天师道系统的葬俗在唐宋时期流传的地域情况[17]。
三、十二时俑
十二时俑是唐墓中具有厌胜、镇墓性质的随葬品，出现较早的地区是湖北，湖南地区的唐墓中坐姿十二时俑和千秋万岁俑也较常见[18]。四川地区出现也较早，万县冉仁才墓出土龙、马、羊三件兽首人身俑，墓主死于永徽三年（652年），为初唐墓[19]。西安和洛阳地区的唐墓更为多见。开元末出现十二时俑，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李景由墓中就出土了铁生肖俑12件，分别置于墓室四壁等距离的12个壁龛中[20]。天宝年间极为盛行，一般是兽首人身十二时俑，如天宝三年（744年）的史思礼墓、天宝四年（745年）的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天宝七年（748年）的吴守忠墓以及元和三年（808年）的朱庭墓均有发现[21]。西安硫酸厂唐墓也有出土，被定为天宝年间之
物[22]。《西安郊区隋唐墓》一书整理的墓葬中，十二时俑发现于郭家滩406号墓的8件、411号墓的10件，韩森寨526号、557号墓的2件，572号墓的3件，年代多为7世纪晚期到8世纪中叶。这些十二时俑以雷府君宋夫人墓的保存最为完好，十二时俑绕棺床自北向东转南再折向西排列，鼠、马成子午线，以示十二时辰都有神保护墓主人[23]。 洛阳地区玄宗开元末到德宗贞元期间的中唐墓中，十二时俑也是常见之物。其后十二时俑逐渐减少，直至消失[24]。
一般情况下，唐墓中厌镇的多为天王俑、镇墓俑和十二时俑的组合。十二时俑从南方渐次影响到北方，两京地区于玄宗开元末兴起，可能与唐玄宗后期对于道教法术的迷信有一些关系。邓天师为玄宗修功德，玄宗曾命人送去“洁帛五束，将以当五方之镇；彩绫六段，将以成纯阳四九之数；钱十二万千，将以合日月十二时之会。佥曰天物备矣，道心行矣”[25]。看来十二时的观念在当时道教仪式中还是很有讲究的。十二时俑在两京地区的流行大概正是这种“合日月十二时之会”的做法一时风行，于是在墓中置十二时俑以驱邪镇冢就成了众人追逐的时尚潮流之一。
四、唐墓壁画
唐代墓中绘有各种题材的壁画，其中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日月、星象和云鹤的形象。这些图案往往这样安排：甬道、墓道或墓室东西两壁绘青龙、白虎，有的在墓室南北两壁画朱雀、玄武；墓室东面画金乌、西面画蟾蜍来代表日月，或者直接绘日月；墓室顶部则满布星斗以象天空。从初唐至晚唐、五代，这类布局的壁画频繁出现，如四川万县永徽三年（652年）冉仁才墓，大足元年（701年）懿德太子李重润墓[26]，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永泰公主墓[27]，西安东郊天宝四年（745年）的苏思墓[28]，兴元元年（784年）的唐安公主
墓[29]。永泰公主墓第四、五过洞顶上及前室至主室间甬道顶部均绘有云鹤图。西安东郊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墓墓道两壁还绘有男女侍者，男捧盘，女手持莲花，身后跟着一只白鹤[30]。云鹤图盛行于武则天晚期及中宗、睿宗三世，到德宗以后的中晚唐时期，六扇屏风云鹤题材则更为盛行[31]。
唐墓中这类壁画体现的是升仙的主题。此做法在汉代就已流行，十六国、北朝、隋的不少壁画墓也有在墓室顶部绘天象图的，唐人将这种传统承袭下来。十六国高昌时期的随葬衣物疏，上有四神环绕死者四周，还有“急急如律令”等道教咒文常用语，墓葬中也有星宿图的内容，显示了与道教传播的密切关系[32]。唐代玄嶷的《甄正论》中将早期道教所祀奉的图像分为三种，其一是八景，就是日月星辰之象[33]，这在道教符中屡见不鲜，唐代道教绘画中也有不少相关题材。至于云鹤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更不用说，早在《太平经》中就有“神人羽服乘九龙升天，鸾鹤小真陪从，彩云护前”的场景，唐人诗文中更是明确提出“彩云灵鹤，为真圣升虚之用”的说法[34]。云鹤与升仙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尤为突出，它们常与仙人高道相伴出现。而唐墓中四灵护卫、云鹤引领、侍从簇拥的场面，与唐人笔记小说里描述的升仙情景如出一辙，表达的也不过是死后灵魂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望。五代南唐的墓志把四神十二属相、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和阴阳八卦的图案相配[35]，多少也说明这些题材的流行与道教思想的传播有一定联系。唐墓壁画中对此类题材的描绘，正符合唐代上层社会对神仙信仰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