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5期
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作者：张金栋 高朝英
四
何绍基一生博涉群书，于学无所不窥，“考订金石精审翔确，即一字一画之微，亦必剖析无遗”，补前人之未逮。于《说文》考订尤深，文字之本悉在胸中，著有《说文段注驳正》，可谓金石小学之大家。而是卷《五言诗》、《酉阳杂俎》的文字却杂有讹臆、不合六书者，且有所“创新”，如《五言诗》第14行“夜”字右边的“夕”讹为“刀”(或篆书的“人”)，《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从夕，亦省声。”《隶辨》作“夷”、“夜”。从“刀”者于字义不通。第22行“盥”字，臼中的“水”讹为“米”，《说文》：“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也。”《隶辨》作“盥”。从“米”者于字义不通。第11行“朋”字、第15行“呜”字、第25行“钱”字等，《酉阳杂俎》第3行的“涂”字、“龙”字，第18行的“汤”字，第27行的“伏”字，第30行“死”字，第42行“眼”字、“能”字等，或讹变，或随意增减笔画，不谙六书，不知文字之本，如此纰漏，焉能出自博通经史、精于小学的大家之手?
笔者在查出第二种原文出处后，见到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酉阳杂俎》，该书点校依据明万历年间常熟赵琦美校勘本为底本，“以《学津》、《津逮》、《稗海》三本为主要校本，……间或用《太平广记》、《说郛》、《类说》、《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作参校，并酌略吸取清蒋光煦、黄丕烈诸人的若干校勘成果。”凡文字有误或不同者，均出校记：查《隶书三种》所节录的这段文字，该书无校勘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其各种版本中这段文字无不同或错讹者。为了证实这个结论，笔者又查阅了河北省博物馆所藏清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书局本、石家庄市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小嫏(女睘)馆藏板本，与中华书局本相校，三者的这段文字的确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书者在书写这段文字时，无论所据何种版本，都心与中华书局本，也就是明万历年问常熟赵琦美校勘本相同，或基本相同，不应有太大的出入。但是，这段仅仅200余字的节录中，脱、衍、讹字近20处，甚至错讹得文句不通，如“观者数下”讹为“观者数十”，“至兰陵里之内”讹为“至兰陵里之南”，“我今日困辱甚”讹为“我同辱甚”，“因弊衣怀公服”讹为“因衣坏服”等。文化素质如此之浅薄，难道会是出自一个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儿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为儒林所推重的大师之手?
五
《五言诗》的落款时间、地点为“丙辰秋九书于荷池精舍”。“丙辰秋九”即咸丰六年九月。“荷池精舍”，查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可知为其好友罗汝怀的斋名，地点在湖南长沙。
按：罗汝怀(1804～1880年)，字念生，又字彦生、研生、研荪，号梅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拔贡，候选内阁中书。他轻利禄，通经史，尤精训诂考据之学，著有《湖南文征》、《谭雅集》、《绿漪草堂诗文集》等。
据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载：咸丰五年，何氏因不避权贵，具实直陈“地方一切情形”，而被罢免四川学政，于九月十八日离成都前往西安。咸丰六年(1856年，即丙辰年)正月由西安东下，五月抵江苏兴化。是时太平军方炽，安徽、江苏及湖北东部地区已归其所有，湖南岌岌可危。为避兵燹，何绍基应山东巡抚崇恩之聘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六月由兴化至山东，客居历下，至翌年的三月，未离开山东济南。其中九月九日重阳节曾与老友、同科进士彭雪嵋、孙纪堂等游济南大明湖，有诗云：“天心南国犹无言，人事西风尽有痕。此处江山欣脱劫，偶然篱落便成村。”“盍簪一笑逢重九，买棹狂游问酒坊。”“酒杯掀舞无余子，尘鞅羁栖漫一年。”十月初二至初五在济南行馆书《赤壁赋》等等，可证咸丰六年九、十月问，何绍基在济南，而没有在数千里之遥、尚受到战乱牵联的湖南长沙。实际上，何氏从咸丰二年(1852年)任四川学政至咸丰十年(1860年)辞山东济南泺源书院院长，近10年间从未回到过湖南长沙。
何氏晚年居长沙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后之事。查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24至卷29，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何绍基由山东济南回到湖南长沙，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十年孤鹤翩复至”。这才与好友、时在长沙主持编撰《忠义录》的湘潭罗汝怀(时罗氏住家乡湘潭石潭，即今湖南湘潭县石潭镇)相见，何氏作诗云：“三十年来老诗友，长沙尚余罗研荪。为人平实不动俗，意味正似东洲蝯。……更出大纸要奇字，当归张之石潭精舍之小轩。”同治元年春，罗汝怀由石潭再回长沙，何绍基作《次韵答梅根居士》等诗，诗云：“晚岁良朋如骨肉，苦吟容易觅知音。”自注云：“君仍回省会又一村志局。”又云：“佳节来寻又一村，苍深雨后好林园。”“又一村中深复深，外人不许听幽禽。”由此可推知此时罗氏客居长沙又一村，尚未定居长沙，哪有什么“荷池精舍”。
同治元年春或夏，罗汝怀方拟定居长沙，开始营建“荷池精舍”，而且何绍基参与了其事，有诗云：“长沙城中古荷池，传是宋元规址遗。乾嘉以前盛文宴，楼馆圮尽余荒陂。幽蕊年年自开谢，野鸟拍拍来觇窥。忽营精舍我题榜，谓将于此开经帷。众议差池讲肆寝，我为构度园亭基。”是年秋，“荷池精舍”将要落成，何氏作《清狂柬研生》诗云：“秋色更随人境远，故情赢得是相思。”自注云：“研生将移居‘荷池精舍’。”大约秋末或冬，罗氏才搬入自己的“荷池精舍”。其后，“荷池精舍”就屡屡出现在何氏的《诗钞》中。而《五言诗》却于6年前即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就书于“荷池精舍”，可谓荒诞无稽。
六
综上所考，我们认为《隶书三种》为赝品。其作伪者心性浇浮，知识贫乏，无论从书法上，还是文化修养、人品上，均与何氏有天壤之别。其之所以惑人，一是我们对作品缺乏深入研究；二是作伪者熟谙何绍基书法，在笔墨技巧上颇具皮相之术，且有所本，如临《礼器碑》是以何绍基临《礼器碑》为底本；《五言诗》、《酉阳杂俎》应是临仿何绍基书于同治元年临《石门颂》(图八)的用笔和结构，尤其落款写得很像；为了惑人，故意将《酉阳杂俎》落同一年款，而将《五言诗》提前了6年，但因不了解何氏隶书的起始及发展变化，反而弄巧成拙。
文中所涉及的“何绍基印”、“子贞”两印是何氏一生用之最多(如手卷、对联、条屏、书轴等较大幅作品最为常见)、时间最久、最为重要的一组印，同时，也应是射利作伪者仿造最多的两方印。因此进行专题研究，无疑对何氏书法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无纪年的作品厘定及书法真伪的鉴别有所裨益。前辈虽有论及，但尚无深入研究，故笔者不避蛇足之嫌，于此兼有涉及，但由于水平及条件的所限(如标本无纪年、分期可再细等)，草创未就，恳请读者指教，补其缺漏，正其谬误，不胜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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