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史前时期的玉蝉
作者：穆朝娜
良渚文化的玉蝉以背面观的蝉作为表现对象,突出了蝉的头部和双翼｡良渚文化的上限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距今5300年),下限年代则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的则认为是公元前2500或2400年(距今4500或4400年),根据良渚文化遗存与其它文化遗存的共存关系,后一种观点似乎更合理些[30]｡张陵山遗址出土的玉蝉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反山墓地出土的玉蝉属于良渚文化晚期｡
第三阶段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期的玉蝉仅见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蝉的数量不仅大增,表现手法也更为丰富,包括写实､写意以及二者之间过渡的各种形态｡与以往的玉蝉多有穿孔不同,这一时期玉蝉的穿孔情况比较复杂,反映了使用方法和功能上的改变｡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一般分为早､晚两期,晚期绝对年代距今4300~4000年[31]｡石家河文化早期基本不见玉器,但晚期的墓葬中突然出现大量玉器,玉蝉则是其代表性器类之一｡
四､玉蝉的使用及其社会功能
出土玉器的用途可以根据玉器自身的特点和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进行判断｡在湖北省发现的史前玉蝉,多数出自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中,玉蝉的出土位置不可确知｡其它出自墓葬的玉蝉,简报或报告中也没有交待出土情况,使我们失去了由此推断玉蝉使用方式的线索,只能着眼于玉蝉自身的特点｡
在上述纳入类型划分的48件玉蝉中,钟祥六合遗址有2件玉蝉的形制与钟祥六合W12∶2相同,但穿孔情况不明,故我们在这里讨论其余的46件玉蝉的穿孔情况｡根据穿孔的有无和数量,把46件玉蝉分成四种情况:一是没有穿孔,共25件｡二是有一个穿孔,共7件｡三是有两个穿孔,共13件｡四是多个穿孔,仅1件｡
一般认为没有穿孔的玉蝉为琀蝉,是死者口中所含之物,为丧葬用品｡由于我们不知道无孔之蝉的出土情况,简单地对史前时期的玉蝉下此结论似乎不妥｡无孔玉蝉以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出土最多,特别是出自肖家屋脊和枣林岗等地的瓮棺葬,这些瓮棺葬的共同特点是随葬品以玉器为主,有些为成品,有些为半成品,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边角废料｡种种现象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玉器是为了随葬而制作的,似乎制作得还比较匆忙,有的未完成即被置于墓中｡据此我们推测,有些无孔玉蝉原本是要穿孔的,但未能完成便匆忙随葬了,有些则具有某种特殊的用途｡有一个穿孔的玉蝉,其钻孔位置也不尽相同,可分成三种情况:一种是头部､腹部或胸部两侧对钻或单向钻;二是头部､额部或胸部正背面对钻;三是背面钻的小隧孔｡就第一种情况的玉蝉来说,既适合单独或组合式佩戴,又适合缝缀在软质衣料上,甚至是以绳索绑附在某种硬质物品上｡第二种情况的玉蝉适合系佩｡第三种情况的玉蝉则更适合于缝缀｡有两个穿孔的玉蝉,其钻孔位置也分为几种形式:腹部两侧有一贯通的穿孔外,又在首尾间穿一孔,两孔相通;头部和尾部各有一穿孔;左目和左翼尖的反面各有一个侧面相通的小圆孔;两侧各有一个和背面垂直相通的小孔;双翼上部两侧;左翼部和头部顶端｡一般来讲,有两个穿孔的玉蝉更适合于缝缀在软质衣料上或绑附于某种硬质物品上｡目前来看,多个穿孔的玉蝉很少见,唯一的一件出土于江苏吴县张陵山M4,该玉蝉的尾部有多个穿孔,简报中推测“似为悬挂的饰物”,但为何要不辞辛苦地钻孔多个,让人迷惑｡
史前时期人们以玉制蝉的原因,似乎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换言之,我们应该把玉蝉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探寻古人的心理｡就现有资料来看,属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蝉数量较石家河文化要少得多,雕琢也显得粗略简单,除了发展阶段造成的差别外,也反衬出石家河文化的人们对蝉这种昆虫有更多的关注,赋予它更多的思想意识,甚至使之成为某种象征｡在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蝉的重要性远不及其它玉器类型,人们把更多的情感倾注到其它玉器品种中,使其它某些玉器品种成为身份和等级的明显标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玉蝉,但对于这些文化的人们来说,玉蝉不过是人们根据日常所见,为标明身份地位的玉器又增添的一个微小品种而已｡
然而,玉蝉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主要特征之一｡石家河文化的人们可能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心理｡他们能够把背面观的蝉体刻划得惟妙惟肖,并大量制造玉蝉,说明他们非常熟悉蝉,熟悉它蜕变和羽化后不饮不食的特性,并由此视之为神物,加以崇拜｡所以,玉蝉成为一种灵物,是蝉的灵魂的载体,石家河文化的人们以此随葬,是希望蝉的特性在人身上发挥效力｡同时,是否随葬玉蝉和随葬多少玉蝉还体现了墓主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在肖家屋脊共发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77座,这批墓葬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所以是否随葬玉器和随葬哪些玉器是区别彼此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玉器类型的特点,可以把77座墓葬分成5种情况:62座无随葬品或无玉器随葬(指1座随葬铜矿石的墓);7座仅随葬玉碎片､残玉片或玉珠､玉管､玉牌饰之类的小型玉器,不见玉蝉;4座墓随葬1件玉蝉和1~2件玉珠､坠､圆片之类的小饰物;1座随葬1件玉蝉､1件玉人像和4件玉残片;1座随葬11件玉蝉和若干件其它玉器｡这5种情况大致反映了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在身份､地位或财富方面存在的差别｡玉蝉作为玉器的一个品种,它的有无和随葬数量的多少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显然比一般饰物在发挥区别彼此的社会功能方面作用更为显著｡
石家河文化的人们对于蝉的深刻认识和寄寓的思想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周时期始见蝉形玉,汉代的一般作蝉形｡之所以为蝉形,一般认为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而寄托再生的希望｡就目前资料来看,制造玉蝉的年代虽然很早,但这种观念似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
[1]周南泉:《玉蝉》,《收藏家》1995年11期｡
[2]李玲:《玉蝉的分类与时代特征》,《中原文物》1998年2期｡
[3]李烨:《中国古代的尚蝉习俗》,《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28日周末鉴赏版｡
[4]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江汉考古》1992年1期;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器》,载《东亚玉器•Ⅰ》,香港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
[5]转引自蒋锦昌:《蝉的鸣声与发声》,地震出版社,2002年｡
[6]转引自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7]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8][2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白音长汗》,科学出版社,2005年｡
[9][10]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
址调查》,《考古》1987年6期｡
[11]刘淑娟:《红山文化的玉器类型》,《辽海文物学刊》(下转68页)
(上接20页)
1995年1期｡
[12]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14][16][18][19][22]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5][17][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20][23][25]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2期｡
[26]参见杨晶:《中国史前玉器概述》,《华夏考古》1993年2期｡
[27]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12期｡
[29][30][31]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