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地位
作者：谭志刚
同年，中美泥河湾考古队开始尝试对石制品的拼合研究，并在岑家湾遗址中得到很好的运用[34]，开了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方式研究和埋藏学分析的先河。
以往研究中，仅对石器原料做简单的鉴定与统计，无法反映石工业特征和人类行为，而现在它已成为产地、技术分析及生存策略等的重要信息来源。比如：卫奇1994年在泥河湾半山遗址的研究中，注意到石核大小和剥片受到石料的很大限制[35]，陈淳等1999年在小长梁遗址的研究报告中，用实验证明石制品较小是由于石料裂隙发育所致[36]，高星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曾应用国外系统的原料分析方法于周口店第15地点[37]，而裴树文等则把高星先生引进的这一系统方法首用于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38]。王益人指出：北京人遗址、泥河湾以及丁村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可比性很差，这是因为三地原料差异很大决定了石制品的不同[39]。石器原料的系统分析已经超越了类型学，这有利于正确认识形成石器特点的内在机制及客观评价石器技术的发展水平。
上世纪下半叶旧石器考古一项最具开创性和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操作链”概念的流行，它以一种动态方法分析石器每个生产环节，包括原料采办、剥片程序、使用维修和废弃的全过程[40]。1999年，陈淳等把这一方法成功应用于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成为新时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典范，同时还分析了当时人类行为和智慧水平，这也是认知考古在中国的首次应用。
此外，还有类型学的深入研究，或称动态的技术类型学，典型例子就是“阳原石核”[41]和“东谷坨石核”[42]的命名，它们都是在泥河湾盆地完成的。
通过以上例子可知，7项新方法在中国首次运用中就有5项的实验地点放在泥河湾盆地，占70%。而其它两项新方法也在随后的时间里在泥河湾盆地得以应用，可说达到100%，这充分显示了泥河湾盆地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地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历史虽不是太长，然这块可与东非奥杜威峡谷相媲美的考古圣地，使我们能够用多学科、多角度去阐释100多万年前的巨大文化遗存中所蕴含的人类行为，成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的最主要实验田，无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时期的领头羊。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众多新方法的应用中，泥河湾也仅只是尝试性的运用，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方法如残渍分析等还是一片空白，分析的结果也多为补充说明，对泥河湾盆地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行为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如何在泥河湾盆地系统地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及科学地探讨人类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随着新世纪世界考古学的向前发展，泥河湾盆地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必将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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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陈淳：《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3卷第2期。
［2］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载《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4］陈淳：《中国考古学80年》，《历史教学研究》2003年1期。
［6］《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7］a.贾兰坡：《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3期；b. 裴文中：《关于中国猿人骨器问题的说明和意见》，《考古学报》1960年2期。
［8］贾兰坡、盖培、尤玉柱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
［9］ 陈淳：《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与借鉴》，《东南文化》1997年4期。
［10］［39］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大小石器传统》，《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1卷第3期。
［11］陈淳：《旧石器研究：原料、技术及其他》，《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5卷第3期。
［12］［33］中美泥河湾考古队：《飞梁遗址发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13］［34］谢飞、凯西·石克等：《岑家湾遗址1986年出土石制品的拼合研究》，《文物季刊》1994年3期。
［14］谢飞、李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
［15］李莉：《碰砧法和锤击法打片的实验研究》，《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5期。
［16］a.侯亚梅:《石制品微痕的实验性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1卷第3期；b. 侯亚梅：《考古标本微磨痕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1卷第4期。
［17］ Schick K D, Toth N, Wei Q，et al：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Nihewan Basi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91, 21:13～26.
［18］［28］［35］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3卷第3期。
［19］［37］高星：《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原料开发方略与经济形态研究》，《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0卷第3期。
［20］［38］裴树文、侯亚梅：《东谷坨遗址石制品原料利用浅析》，《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0卷第4期。
［21］陈淳、沈辰等：《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1卷第1期。
［22］［41］盖培：《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分析》，《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第3期。
［23］［42］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2卷第4期。
［24］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7卷第4期。
［25］尤玉柱、汤英俊、李毅：《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
［26］卫奇、孟浩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的一处旧石器地点》，《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卷第3期。
［27］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岑家湾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第3期。
［29］ 李、谢飞：《马圈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30］ Zhu R X, Potts R, Xie F,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2004, 431: 559~562.
［31］ 蔡保全：《泥河湾早更新世早期人类遗物和环境》，《中国科学D辑》2003年第33卷第5期。
［32］谢飞、刘连强、赵战护：《河北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又有推进，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之下又发现三层文化层》，《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3日。
［36］陈淳、沈辰：《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18卷第3期。
［40］陈淳：《中国旧石器研究的进展和差距》，《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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