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地位
作者：谭志刚
【摘要】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走过86年历程，本文在前人探讨分析的基础上，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演变为依据，从学术史的角度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划分为类型学时期、考古学文化时期、文化生态学转型时期三个阶段，指出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阶段的领头羊。
自1920年桑志华于甘肃庆阳首次发现3件产自地层的石制品以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走过86年的历程。1921年，在外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试掘与研究，从那时起，源自国外的先进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解放后，随着考古工作向全国开展，大量遗址被发现、发掘、研究，基本建立了我国比较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今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日新月异，在新考古学影响下，开始了从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向文化生态学方向的转变，不过这场由历史编年转向人类行为和生存方式的探索来得比较晚，脚步也比较慢。目前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乃是文化特征和渊源关系[1]。
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划分依据
学科的发展历程反映其学科的定位及理论与方法应用变化过程，其目的在于明晰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前进方向。
世纪之交，多位学者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阶段进行过不同角度的划分。有的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和工作特点为标志，对我国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阶段性成就进行了分期概括，划为初创（20～40年代）、发展（50～80年代）和成熟（9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2]；有的以理论方法的演变为线索，并结合不同时期的人文环境与社会背景，划为引入（1920～1937年）、积累描述（1949～1979年）与转型时期（80年代以来）[3]；也有学者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按其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分为诞生和建国后两大时期[4]，并放在国际学术发展大背景中做了一番回顾，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关注仍在材料发现和积累上，并详细介绍国外考古学新理论与新方法，且从人类行为及生存适应等角度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做了新的探讨与展望[5]。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做了不同分期，我认为学科发展阶段的划分应以学术发展为标志，若过多的以社会历史背景为线索，学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将等同于一体，那所能反映的则是当时社会背景与人文环境。社会的发展确实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有时二者会呈现一致性，但这只是从学科的社会背景来看，而从学术上来看，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必定有一个独自、鲜明的理论方法成长过程。上述学者的划分方案中，我比较赞同高星先生以理论方法演变为线索的分期分析，但在每个阶段的时间范围上，它所体现的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背景。以下是我们从学术背景考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的些许认识。
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8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理论、方法论的应用演变为线索，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 类型学时期（1920～1936年）
20世纪20～30年代，脱胎于法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田野操作与研究方法指导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国人很快接受了法国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严格按照打格分方、分层发掘、标本详细编号等进行田野工作，描述器物、分析功能并进行断代等。同时，强调旧石器时代考古“四条腿”走路的综合研究传统也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考古学文化时期（1937年～80年代）
1937年，裴文中先生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进行了全面概述和分析，建立了一个分期体系，命名了以“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山顶洞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文化，并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进行对比[6]。这是从材料的积累跃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思考考古学文化现象，裴老的这一尝试为中国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可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建国后，在裴文中、贾兰坡两位先生的主持下，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周口店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全国，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大量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50年代就北京人文化性质及骨、角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7]，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2年，贾兰坡先生等提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小石器传统 [8]，这是在华北旧石器文化编年逐步完善及不同类型文化逐渐显露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向区域性文化与技术传统的转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达到成熟的标志。
然只停留在类型学研究和考古学文化分析上，容易忽略那些与断代和文化关系不大，但与人类生存方式、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材料和现象。缺乏这些信息的采集，考古研究就难以揭示文化异同的根本原因[9]。
3、 文化生态学转型时期（1990年以来）
进入90年代，国内有些学者对原有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和时空界定提出质疑。如王益人等指出，华北两大石器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应从原料、生态环境、遗址形成和埋藏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大小石器传统可能是原料与生态环境的产物，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不可能简单用石器形态和类型分析就能概括出来[10]。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及新流派的影响下，国外新方法的不断引进给国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如打制实验、拼合研究、石料分析、微磨痕分析、操作链与认知能力分析等[11]，开始打破那种以建立文化关系和文化传统为目标的观念，从过去以石器类型和形态为主导的文化时空界定，转向人类适应与生存等深层内涵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很好成绩。这表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一是国外考古学新方法在我国首次应用情况，从中可知，介绍和引进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然正式发表论文是90年代的事，故将新阶段界定为1990年以来。
三、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
早在1935年，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Breuil, H.）就在法国人类学杂志登载文章，宣布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一件旧石器。这一消息在考古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怀疑，因为当时许多专家普遍主张人类起源于中更新世，不可能在如此之早的地层中找到人类遗物。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发现的真正突破是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由贾兰坡院士带领的考古队于1974年在泥河湾盆地的西北缘发现了 许家窑遗址，出土了20件约10～12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万余件旧石器[24]。1978年，尤玉柱等人在泥河湾村南约5公里的“泥河湾层”中发现了约130多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共获旧石器804件，首次肯定了泥河湾一带早更新世时期曾经有人类生活过，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物，同时也回答了近半个世纪前留下的悬案[25]。自那以后，在小长梁遗址附近不断发现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1981年在小长梁遗址东800米处发现100多万年前的东谷坨遗址[26]；1984年在小长梁遗址东北15000米处发现约100万年前的岑家湾遗
址[27]；1990年和1992年在小长梁遗址东北约600米处发现约130万年前和150万年前的半山遗址[28]及马圈沟遗址[29]；2000年春，发现马圈沟遗址下还存在两个新的文化层，2001发掘并确定为马圈沟第二、第三文化层，而第三文化层的年代被认为距今166万年前[30]或早于180万年前[31]。2005年，河北省在马圈沟遗址的发掘证实，在第三文化层之下，还存在第四、第五和第六文化层，第六文化层的年代比第三文化层的年代早约8～10万年[32]。泥河湾盆地近20年众多100～180万年前人类遗址的发现，吸引了国内外旧石器考古专家前来参观或参与发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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