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张家口地区两处汉代墓地相关问题探讨

作者：蒋　璐

　　另外，虽然两地同属今天的张家口地区，但在西汉时期却分属不同的郡县，隶属于不同的刺史部[30]。怀来所在的张家口东部地区归上谷郡，隶属于幽州刺史部，在文化上与同一行政区划内的北京地区及燕下都等地联系紧密，如官庄带圈足的圜底陶壶，在西汉时期只见于北京地区的墓葬中[31]。郑君雷先生也曾指出：张家口地区在西汉前期与“西汉墓幽州分布区”有一定联系[32]。而三汾沟所在的阳原县位于张家口地区的西部，归代郡，隶属并州刺史部[33]。三汾沟墓地与该行政区域内的阳高和朔县有较多一致性，如三汾沟的细颈鼓腹陶壶同阳高古城堡M15出土的陶壶形制类似[34]，彩绘纹饰以及博山式器盖同山西朔县西汉晚期的接近[35]。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可能也是两地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张家口地区西汉早中期的墓葬还受到残余燕文化的影响。西汉晚期以后，燕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并与北方长城地带的汉墓呈现较多一致性。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旧有文化已经逐渐为汉文化所容纳和吸收；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西汉中期以后张家口地区的居民构成发生过较大的变化，沿长城一线从西部过来的居民排挤了原来的燕系居民。”[36]需要提出的是，三汾沟陶器上的虎纹图案若确是承继自战国时期的燕文化，则可说明这种人群的流动并非是完全排他的，原先的燕系居民仍有部分保留。而方形带扣和波浪纹的出现，说明了张家口地区与匈奴文化的联系。两者都体现了张家口地区汉文化构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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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河北怀安耿家屯清理了两座西汉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b. 徐建中：《怀安刘家堡发现西汉墓》，《文物春秋》1993年2期；c.徐建中等：《怀安县乔子沟汉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7年3期。
　　［2］a. 樊书海、雷金铭：《阳原西汉遗址和墓葬发掘取得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24日第1版；b.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期；c.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4期。
　　［3］a. 陶宗治、屈建基：《张家口下花园区东汉墓》，《文物春秋》1992年2期；b. 陶宗治：《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
　　［4］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怀来官庄遗址发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9～44页；b. 张家口考古队：《河北怀来官厅水库沿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8期。
　　［5］另外，据张家口地区行署文化局、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所编《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内部资料，1982年）中报道，蔚县、怀安、万全等地都发现有汉墓群，共计100余座汉墓，地表皆有大型封土。
　　［6］同［4］a。
　　［7］［13］同［2］b。
　　［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遗址内的两汉墓葬》，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67～140页。
　　［10］同［3］b。
　　［11］［35］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6期。
　　［12］［15］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4页。
　　［14］同［2］a。
　　［16］如白庙M25，见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10期。
　　［17］同［2］c。
　　［18］关于汉代墓葬的分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文中的“北方长城地带汉墓”参考《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四章《汉代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与分区、分期研究》，大体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见书中第111页。
　　［19］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三编《包头汉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99～298页。
　　［20］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3期。
　　［21］张家口市文管所：《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发现的战国墓》，《考古》1988年12期。
　　［22］刘庆柱：《秦汉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9期。
　　［23］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明年（元朔二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中华书局，第2923页～2924页。
　　［24］仇凤琴：《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中的匈奴文化因素》，《文物春秋》2000年6期。
　　［2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6］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7页表三，第111页图二○。
　　［27］西汉中期9M67∶9腹部有两条贴塑凸弦纹带，两带之间饰贴塑波浪纹，见［11］。
　　［2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1期。
　　［30］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31］北京昌平史家村、白浮以及半截塔发现的西汉早期或中期的墓葬中都有圜底圈足的陶壶发现，见a.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史家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3期；b.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3年3期；c.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年3期。
　　［32］郑君雷：《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考古与文物》2005年6期。
　　［33］《汉书》卷28下《地理志》。
　　［34］东方考古学会：《阳高古城堡：中国山西省阳高县古城堡汉墓》，六兴出版， 1990年。
　　［36］郑君雷：《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吉林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2～73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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