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张家口地区两处汉代墓地相关问题探讨
作者：蒋 璐
【摘要】张家口地区所发现的汉代墓葬中，怀来官庄和阳原三汾沟的随葬品相对丰富，组合关系明确。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两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官庄西汉早中期墓葬受残余燕文化的影响，而三汾沟西汉晚期墓葬表现出与北方长城地带汉墓更多的共性，并出现了一些匈奴文化因素。
张家口地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长城地带的东端，是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是北方青铜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到汉代，该地区被完全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并成为与匈奴发生战争的前沿地带。建国以来，在怀安[1]、阳原[2]、张家
口[3]、怀来[4]等地发现汉代墓葬共计100余
座[5]，其中怀来官庄[6]和阳原三汾沟[7]两处墓地的随葬品相对丰富，组合关系明确，基本可以代表这一地区西汉墓葬的特点。本文将以这两处墓地文化特征的分析为基础，对其时代差异和所体现的不同文化因素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
怀来官庄墓地位于官厅水库边缘，共发现汉代墓葬15座。墓葬形制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从保存较好的几座墓葬情况看，单人葬居多，且都为仰身直肢葬。个别墓葬还保留有木椁。随葬品多置于死者头部，有壁龛或头龛的墓葬则放置在龛内。随葬陶器组合简单，主要是壶和罐，另有少量铜器和铁器。报告认为墓地年代为西汉早期中段至西汉晚期，个别墓葬可能到东汉初期。本文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官庄的陶器可分为无彩绘和有彩绘两大类。无彩绘陶壶和陶罐多在腹部施弦纹，下腹部施细绳纹，与北京怀柔[8]和燕下都六号遗址[9]西汉早中期的同类陶器在形制和施纹方式上都比较接近。彩绘陶器的纹饰以三角纹和勾云纹为主，以这两种纹饰为主体图案的陶器也见于燕下都六号遗址西汉中期的墓葬。官庄M28所出的陶盒和陶壶与宣化北门外西汉早期的同类器[10]形制相类，但是官庄不见北门外的彩绘陶鼎，网格纹的风格简单，可能年代上稍晚于后者（图一）。
其次，报告中不见年代可以确定为西汉中期以后的铜器或铁器。官庄M19出有铁锸和四乳草叶纹镜，同形制的铁锸见于朔县8M90∶1，铜镜与朔县6M50∶5草叶纹铜镜形制相近，前者被认定为属西汉前期前段，后者被定为属西汉前期后段[11]。官庄M22的铜带钩与洛阳烧沟的Ⅰ式带钩形制类似，只是烧沟的带钩为兽首，这种带钩在烧沟多见于西汉中期之前的墓葬中[12]（图二）。
所以，官庄墓地的年代可能主要集中在西汉早中期，或至少不晚于西汉中期。由于墓葬保存状况欠佳，对于官庄遗址汉代墓葬的进一步分期比较困难。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官庄的墓葬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土坑竖穴墓随葬彩绘陶器；第二组，土坑竖穴墓随葬无彩绘陶器；第三组，洞室墓随葬无彩绘陶器。三组之间可能略有年代的差别，但限于材料，很难做进一步划分。总体而言，第一组随葬彩绘陶器的土坑竖穴墓可能要略早于后两者。
三汾沟墓地位于阳原县东堡乡，发现汉墓51座，于1985年[13]和1997年[14]先后发掘过两次。从已报道的14座墓葬来看，除M10、M29 两座土坑竖穴墓之外，其余皆为洞室木椁墓。墓道分斜坡式和竖穴式两种。木椁外围的两侧墓壁发现有边柱遗迹，且对称分布，推测墓室内原先有木架构（图三）。木椁内置一棺或二棺，二棺者多为男女合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
三汾沟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且多为壶、罐组合。壶多平底，有博山盖，彩绘图案以勾云纹居多。陶罐器表多饰绳纹、弦纹和划纹（图四）。随葬铜器种类有铜釜、铜镜、五铢钱、铜带钩及车马器等，铁器多为工具类，如锸、削、镊子等。此外有一些漆木器和丝织品，但都保存欠佳。
报告作者认为，三汾沟汉墓的年代应集中在西汉晚期。除其所列举的证据外，三汾沟M5∶11铜镜的形制同于洛阳烧沟汉墓Ⅳ①型铜镜，后者的出现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至新莽时期，即西汉晚期。五铢钱的形制同洛阳烧沟汉墓第一型和第二型五铢，年代也应在西汉晚期[15]。因此，三汾沟汉墓的年代可以断定为西汉晚期。
二
比较官庄和三汾沟的墓葬，两者在墓葬形制和陶器上有很大不同。
墓葬形制上，官庄有土坑竖穴墓，而三汾沟以洞室墓为主。官庄有一部分洞室墓有高出墓底的壁龛或头龛，内置随葬品。头龛在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16]中就有发现，但多见于土坑竖穴墓中。洞室墓中使用头龛或者壁龛的做法尚未见于其他地区。三汾沟的洞室木椁墓以木架结构为其特有，这种木构架在阳原北关西汉中期墓葬中也有发现[17]，是阳原地区比较有特点的一种墓葬形制。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汉墓[18]中，木椁墓主要集中在包头地区西汉晚期[19]，但多为土坑竖穴木椁墓，且没有三汾沟的木架结构。
陶器形制上，官庄的陶壶颈部较粗，而三汾沟的陶壶颈部较细，且多带博山式器盖。官庄的陶壶有圜底、圈足者，三汾沟的陶壶多平底，个别有矮圈足。官庄的陶罐多在下腹部饰细绳纹，三汾沟的陶罐仅在器身饰弦纹。陶器彩绘图案的差别体现在官庄以卷云纹为主，三汾沟常见勾云纹。陶器种类上，三汾沟也较官庄为多，出现了陶灶、熏炉等。
由于两处墓地分别处于西汉的早中期和晚期，时间上的区别使得两地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造成文化面貌上的差异。
张家口地区在战国时属燕地，是燕文化分布的北区[20]，西汉早中期墓葬必然会受到此地旧有燕文化的影响。宣化北门外西汉早期墓地发现的鼎、盒、壶组合，以及陶器上的彩绘图案，都有很明显的燕文化的孑遗（图一，3、4）。官庄带圈足的圜底陶壶与张家口下花园战国中晚期的陶壶（如下花园M1∶5）比较接近[21]。
相比之下，三汾沟的墓葬则表现出了更多西汉晚期汉墓的共性，陶器和铜器的种类与形制特征都与西汉晚期常见的一样，例如陶灶的出现。西汉中期以后，汉王朝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形成并且逐步发展，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在全国各地占有主导地位[22]。所以处在西汉晚期的三汾沟墓地中已经少见旧有燕文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口地区位于中原汉王朝的北部边疆，西汉晚期以后由于匈奴经常袭扰边疆[23]，在三汾沟的墓葬中也出现了非汉文化因素。
有学者曾对三汾沟墓地中的匈奴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墓葬中“特殊的分层埋葬方式和以双虎出现的图案，显然不同于中原汉墓风格，又非本地特点，因此应当是北方文化特色” [24]。但是文中认为属于“北方文化特色”的随葬品分层埋葬和虎纹图案在西汉和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不是匈奴文化的特色。广州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的木椁墓[25]，椁室分为上下两层，分别摆放随葬品。与M8陶壶相似的虎纹图案在张家口下花园战国晚期的陶壶（M3∶1）上也能见到，虎的形象和表现手法相同（图五）。因此用这两个证据来说明三汾沟墓葬受到匈奴的影响略显牵强。
但是，三汾沟的墓葬中确实发现了一些中原汉墓不见的因素。例如三汾沟所出的方形带扣与伊沃尔加匈奴墓地所出方形带扣形制相同[26]（图六，2）。又如三汾沟M11∶6陶壶，腹部饰弦纹和波浪纹（图六，1），而山西朔县 [27]、陕西神木大保当墓葬[28]（该墓地被认为属于东汉初年降汉的南匈奴）以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29]都出有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片或陶器。方形带扣和波浪纹多出现在匈奴墓葬或者与匈奴有所接触的北方长城地带的汉墓中，可能是匈奴文化因素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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