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宁夏下河沿窑考察

作者:张 燕




  下河沿西北方向220公里就是西夏时著名的灵武窑。西夏灭亡后灵武窑并未停产,元、明、清一直延续烧造瓷器。灵武窑的烧造工艺对下河沿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两窑发现了同样的顶碗、工字形支钉等,烧造工艺几乎完全一样。
  为了深入了解下河沿窑瓷器的特征和内含信息,我们选取10件标本进行了X-荧光能谱仪测试,釉面化学成分见表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下河沿窑的白釉中二氧化硅的含量较高,而氧化钙的含量很低,与西夏灵武窑和回民巷窑不同。因没有灵武窑元明时期的瓷器标本,因而无法与之比较。另有一点值得注意,下河沿窑的透明釉很薄,用X-荧光能谱仪作测试时,X射线可能会穿透釉层直达化妆土,测出的结果或许会有一些偏差。
  3、装饰
  下河沿窑的装饰技法有白釉褐彩、点彩、点釉、刻划花,纹饰有单弦纹、双弦纹、水波纹、花草纹,另有阿拉伯文、吉祥语、姓氏等。白地黑花装饰深受磁州窑影响,同时又具有伊斯兰神韵。白釉均施化妆土,以增加釉面的光洁平整及白度,白釉逊于回民巷窑和灵武窑,主要是化妆土不够白造成的。
  
  在一些碗、盘、罐上,常可看见一些奇妙的纹饰(图五),既像文字又像绘画,显然是借鉴了阿拉伯文的书法艺术。许多碗、盘的花纹绘在唇边,即使碗里盛满了饭菜,花纹也不会被遮盖,易于欣赏。在宁夏的文博机构,我们见到了一些下河沿窑的产品。宁夏考古所收藏的一件白釉褐彩罐(图4),外壁绘四组纹饰,既像在天空中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又像是神秘的符号,似云非云,似花非花,十分奇异。固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褐彩花草纹罐(图5),从绘画的线条看,不追求用笔的流畅,本可一笔画出的纹饰,却多处停顿转折,花草柔软的线条不是用毛笔绘制,而是用竹、木一类的硬笔绘出,柔中见刚。这是当地回族的一种装饰技法,和汉族地区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另一件白釉褐彩盆(图6),外壁书写文字,回旋往复,灵动舒展,秀美与豪放相融合。自《古兰经》传入中国之后,阿拉伯文也传入中国,经过多年的演变,阿拉伯文从原来的库法体、苏鲁斯体、波斯体等演变成了“中国体”。中国体的阿拉伯文集书法与绘画于一体,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装饰艺术。下河沿窑一定有不少的回族工匠,可以推测正是他们将这些纹饰绘制在了瓷器上。
  元代以后,景德镇瓷都兴起,其优美的造型和莹润的釉色以不可抵御的优势,占领了全国的大部分城镇,南北方的许多窑场衰落停烧。但下河沿窑却在明代迅速发展,这大概是因为下河沿远离景德镇的缘故,运输不便使得千里迢迢运来的景德镇瓷器价格上涨,普通百姓无力购买,所以更愿意使用物美价廉的本地瓷器。据中卫市博物馆的孙学锋先生介绍,下河沿至今窑业未灭,现仍有一个国营瓷厂和许多私人瓷厂。
  
  四、历史背景
  
  历史上中卫地区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战国时为羌戎杂居地,元末以后成为回族密集区。回族是在元末明初形成的,早在唐代就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人来中国经商,定居在广州、扬州、长安等大城市。北宋、西夏时西来的穆斯林多数从玉门、酒泉经西夏属地至中原,其中一部分人留在了宁夏经商。元初随着蒙古军队的东归,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元朝政府将他们编成“探马赤军”,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从事于战争和农耕。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因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 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和西亚人有许多在当地娶妻生子,屯聚牧养,成为宁夏回族的族源之一。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曾镇守唐兀。唐兀是元代蒙古人对西夏的称谓,辖境包括宁夏大部和陕、甘部分地区。阿难答是虔诚的穆斯林,他在自己统辖的军队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使15万人的大军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末明初回族逐步形成,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到了清乾隆年间,“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在黄河上游形成一处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区。
  回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使用汉语言和汉文字,接受了许多汉文化,因此下河沿窑的瓷器装饰体现了回汉艺术的融合,既区别于汉族,也不像西亚的伊斯兰纹饰那样层次丰富,图案繁密,少有空隙,而是疏朗、飘动、简洁。
  由于下河沿窑未经发掘,本文资料均来自于窑址采集和文博机构的传世品,因此不可能展现该窑场的全貌,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1]麦玉华:《中卫发现元代瓷窑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26日。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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