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隆兴寺摩尼殿山中观音始塑年代考
作者：杜 平 梁晓丽
【摘要】本文对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内山中观音的始塑年代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寺内其他殿堂宋代塑壁的考证及宋代观音造像风格的分析，并结合有关碑文的记载，认为现存的山中观音为宋代原塑，虽明代进行过修补妆严，但主体和风格未作大的改变。
摩尼殿是国内名刹正定隆兴寺内现存最为重要的一座宋代建筑。殿内内槽九间全是佛坛，上供佛祖释迦牟尼，迦叶、阿难二弟子，文殊、普贤二菩萨及梵王、帝释（梵王、帝释于上世纪60年代被毁）。内槽北壁之背面通壁塑五彩悬山，长15.7米，高7.5米，以雕塑与绘画相结合的壁塑艺术形式，将观音显灵说法的道场——普陀珞伽山那壮观热烈的场景微缩于壁面。画面的主题——踞坐正中的观音菩萨在山石、碧波、天神、罗汉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其所处环境，人们称之为“山中观音”或“海岛观音”，也因其坐南面北，与大殿坐向相背，又被称为“背坐观音”或“倒坐观音”。像高3.4米，头戴花冠，微右侧，身稍前倾；上身除斜披络腋外大部裸露，下身着镶饰花边的红裙；肌肤润泽，五官娟秀，佩饰华丽；左腿下垂，足踏朵莲，右腿自然斜压于左腿之上，右手绕膝轻搭于左手腕部；姿态优雅端庄，神情恬静闲适，宛若世间一位气质不凡的美貌女子（图一）。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将虚幻的“神”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早在80多年前，鲁迅先生曾在北京山本照相馆见到这一观音的照片，非常喜欢，于是购买了置于自己的书案上[1]，至今仍陈放于北京鲁迅故居内。还有人将其视为中国最美的观音塑像而纳入隆兴寺“六最”之列，并誉之为“东方美神”[2]。
那么，这尊倍受人们青睐的观音像到底始塑于何时？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对此的看法一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宋代原塑，但后世涂改了不少[3]；有人认为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4]；也有的不谈其始塑年代，只说重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5]。我们经多方面查阅资料并研究分析，对该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考述如下。
一、与隆兴寺曾有的其它宋代塑壁一起进行分析
壁塑是我国古建筑中雕塑、绘画合一的一种装饰艺术形式，也称浮塑、堆画、影壁等，一般由过样、加骨、堆塑、着色四步骤完成。据载，壁塑为唐代杨惠之始创。杨惠之开元中与吴道子同师从大画家张僧繇，由于吴道子在绘画方面声名显赫，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奋，专肆塑作，后来成为与吴道子齐名的雕塑巨匠。当时河南、陕西、江苏一带有很多佛像与壁塑都出自杨惠之之手，故时人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后来郭熙见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只以手戗泥于壁，或凸或凹，俱所不问，干后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之楼阁人物之属，宛然天成，谓之影壁。唐代盛行的壁塑至宋时犹盛。
在隆兴寺这座北宋开国皇帝敕建的佛教寺院里，中轴线上的宋代建筑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里都曾饰有塑壁。据《隆兴寺志》所记，“大觉六师殿五彩悬山四座”，“摩尼殿背后五彩悬山一座”，“大悲阁内东墙悬山一座，殿内西墙悬山一座，东千佛洞五彩佛一千尊，各高一尺，西千佛洞五彩佛一千尊，各高一尺”，可谓是宋代壁塑艺术盛行的集中体现。
建于北宋元丰年间的大觉六师殿于民国初年坍塌，殿内塑壁荡然无存。北宋初年修建的大悲阁内的塑壁，在1943—1944年重修时皆被毁弃。这样，摩尼殿塑壁就成为隆兴寺殿阁中壁塑艺术的唯一遗存。从大悲阁壁塑的图片与文字资料可知，阁内东、西壁分别浮塑文殊、普贤菩萨和观音、地藏菩萨以及他们的眷属随从等，北壁满塑一尺高的小佛像，内槽东、西壁塑观音、罗汉及日光、月光菩萨等。梁思成先生1933年考察正定古建筑后认为：“宋塑壁遗物以正定隆兴寺为重要。……东壁阳刻塑壁像，则犹得见宋时手法，……盖宋物而与大佛同时造也。”[6]尤其是内槽东墙外壁的观音坐像，一足盘起，一足下垂，左手下垂抚膝，右臂屈肘，手作印，形象优美婉约[7]。摩尼殿山中观音与之相较，坐姿虽异，但都自然随意，神韵、服饰大致相似，均体现着一种佛像世俗化的风格。由于大悲阁系宋太祖赵匡胤敕建，且差遣官吏主持或监修，那么大悲阁内的塑壁亦应由雕塑巨匠所完成，反映出当时全国最高的佛教艺术装饰水平。而摩尼殿、大觉六师殿均是寺内中轴线上规模宏大的重要殿堂，分别建于北宋皇四年（1052年）和元丰年间（1078—1085年），稍晚于大悲阁，所以这两座大殿的塑壁装饰，有可能是在大悲阁塑壁竣工后，由这些匠师或他们的徒弟塑制的。
再者，《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一书记，依中国古代寺院布局，在大雄宝殿佛坛背后常塑一堂“海岛观音”[8]。作为隆兴寺供奉佛祖的重要建筑，摩尼殿内佛坛面阔达三间，殿背面正中尚设一门供人出入，故映入人们视线的佛坛背壁当初亦会按照佛殿像设而进行布置。
二、宋代观音造像风格的变化
观世音为梵文的音译。《佛学大辞典》、《辞海》等书均记，唐时因避太宗李世民名讳而略去“世”字，简称观音。但考古资料表明，北朝时已有观音之称谓[9]，唐太宗以后的长安年间造像铭中仍用“观世音”之名[10]。据佛经称，遇难众生只要称诵观音名号，观音菩萨即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所以观音随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即成为世俗的精神寄托，不仅逐渐获得社会的普遍信仰，也为中国雕塑艺术增添了一大题材。
观音造像的风格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马书田先生认为：“至唐以后则多为女性，打扮丝毫不像出家人，倒酷似一位妩媚温柔的汉族贵妇人。”[11]这是随着初唐天竺图像与稿本的源源输入，我国佛教造像也从外来的传统中吸收养分孕育出的一种崭新风貌。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唐长安年间（701－704年）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既有印度雕刻所重视的立体感，又兼具中国造像特有的流利线条，巧妙地融天竺造像风格于中国的传统艺术之中，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风貌。此像脸如满月，颊颐丰润，曲眉秀目，眼帘低垂，嘴角含笑，五官女性化；上身袒露仅斜披络腋，下着长裙，薄衣透体；身躯修长，腰肢纤细，胸与小腹微隆，初唐造像的生硬感荡然无存[12]。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中，唐长安年间的菩萨造型也大都具此特
点[13]。此时的观音造像并非都如以前的正面直立者，自在、闲适、随意的坐姿观音已出现，如天龙山唐窟菩萨像。入宋以来，禅宗流行，佛教艺术的创造不再受制于经典的拘囿。随着社会审美风尚的改变，造像世俗化的倾向愈加明显，表现手法上以写实见长。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述：“然就偶像学论，则宋代最受信仰者观音，其姿态益活动秀丽，竟由象征之偶像，变成和蔼可亲之人类。”[14]能反映此特征的宋代观音像见于著录者不少，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956年出土于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的北宋嘉年间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山西长子县崇庆寺北宋元丰二年彩塑观音菩萨骑麒麟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木雕观音菩萨半跏趺坐像[15]，四川安岳石窟毗卢洞第19龛观音经变中的主尊，美国堪萨斯市尼尔逊美术馆藏木雕观音坐像[16]，美国彭省大学美术馆藏木雕自在观音像[17]等。
摩尼殿山中观音与上述观音像一样，整体不给人以神的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感觉，却都有一份女性的娟秀之气，既不失菩萨的庄重，又富有人世间的生活情感。在衣饰上，上身仅斜披络腋，肌肤大多裸露，披帛不刻意作对称处理，显出自由随意的表现风格；下身均着质地厚重、装饰华美、褶襞繁复的长裙。只是在姿势上，其它观音造像或一足下垂，一足上踞，一臂下垂，手撑于座上，一臂置于膝上；或结半跏趺坐，一臂长伸搁于膝上，一臂曲肘倚山石。而摩尼殿山中观音则是右腿斜置压于下垂踏莲的左腿上，修长的双臂自然前伸，纤纤双手绕膝抚腕，手指自然屈伸。络腋自左肩斜披，披帛自然敷搭，右侧搭于肩上，左侧则垂于肩下，搭肘后均顺山石自然垂下。裙子的塑制则较为粗犷，裙褶稠密，厚重下垂，和身上各部位的柔软圆润形成对比，足见作者构思的周密和手法的精湛，使闲适自然之态更为优雅地表现了出来。此种追求自由、自然的表现形式是宋代观音造像的显著特色，而摩尼殿山中观音则是这一时期此类观音造像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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