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下）
作者：胡传耸
3、涞水县永乐村墓出土铜壶、盖豆、敦各1件（图五，3、4）[54]。据简报介绍出土情况，当系同一墓所出，时代为战国中期。敦为环形钮、足，豆盖周缘饰三环形钮，提梁壶细颈瘦长体，与战国中期燕文化铜器墓流行之敦、豆、壶形态差别较大，而与之相似的器物形制及组合多见于战国时期齐文化墓葬。永乐村墓同出仿铜陶壶、鼎等，据简报对壶体纹饰的描述，与战国早期到中晚期燕式仿铜陶壶纹饰近似。战国中期涞水属燕国，此墓当系燕文化墓葬，所出三器来源或有两种可能，燕人仿齐器制造或直接自齐地引入。若将三器铸造及纹饰特点与同期齐器仔细对照，或许可以定其来源，而仅据简报发表的信息是不可能做到的。
4、天津张贵庄M3出土陶鼎、壶、折盘豆组合（图五，5、6、7）[55]，抚宁邴各庄出土1件陶盖豆（图五，8）[56]，时代皆当战国晚期。鼎耳外翻，壶颈较斜直，颈腹分界明显，腹鼓若球形；豆浅盘方折；盖豆扁腹，素面，大喇叭口圈足。鼎、壶形制及组合与平度东岳石M1[57]鼎、壶（图五，12、13）近似，豆、盖豆形制及组合与栖霞大丁家村M1[58]豆及盖豆（图五，14、15）近似。四件陶器与燕文化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陶器形制皆有差异，而与齐文化墓葬出土陶器如此近似，当系受齐文化影响所致。至于其后是否为人群的流动所致，暂时难以判断。
综上所述，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皆见齐文化因素在燕地出现，而且以河北中部及天津地区为主，虽不明其来源系燕人还是齐人所为，然两种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则是很明确的。这与文献所见燕、齐两国的密切关系是相一致的。然而，从其出土数量而言，齐文化因素毕竟还是较少的，而且发现地点亦为燕、齐邻近地区。
六、 燕下都辛庄头M30与匈奴文化的关系
辛庄头墓区位于燕下都西城的中部，分布在辛庄头村东北、西南一带，探得8座，其中6座有夯打封土。M30位于辛庄头村西南，墓顶封土已被破坏，耕土层下即为墓口，为中字形土坑墓，南北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南墓道长8米，北墓道长4.2米；墓坑长方形，南北长12米，东西宽9.5米。从墓口向下设3层台阶，第3层台阶下为墓室、头箱开口。葬具为一棺一椁。综观其形制规模，在东周燕文化墓葬中属于大型。M30被盗严重，然亦出土成组仿铜陶礼器，据此基本可以断定其年代当战国晚期。
M30出土大量金银器，可以粗略划分为五类：
1、饰件，计89件，为该墓出土金银器之大宗。其中金饰件有长方形饰5件、圆形饰1件、带孔半球形饰6件、半球形浮雕饰2件、扁圆形饰6件、桃形饰4件、熊羊浮雕饰6件、人头像饰9件、牛头饰1件、羊首鸟喙形饰2件、钟形饰6件、扣形饰11件、金箔20件；银饰件有长方形饰5件、边饰5件。
2、金剑柄，2件。
3、银带扣，1件。
4、金耳坠，4件。
5、不明器，15件。包括金形器1件、铃舌形器1件、盖形器1件；银形器2件、帽形器10件。
M30出土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以动物题材为主，可辨动物形象有虎、马、牛、羊、驼、熊（？），亦有不知名鸟首、兽首形象以及人头像、联珠纹、索纹、卷云纹等。概括其纹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动物咬斗纹，如怪兽噬马、虎噬马等。
2、对兽纹，如二马背对、二羊首相对等。
3、连续兽纹，如联体鸟首蛇身、三驼首尾联接等。
4、单体兽纹，如单体马，单体鸟首、牛首、羊首等。
5、其他，如人头像、联珠纹、索纹、卷云纹等，其中联珠纹、索纹常作为其他图案的边界。
M30出土金银器精细美观，制作以铸造为主，据《燕下都》报告称，仅20件金箔饰件系用金片模压制成。纹饰的表现手法多样，浮雕、镶嵌绿松石工艺运用广泛，4件泡饰则以透雕卷云修饰其周边。
辛庄头M30出土方形金牌饰（图六，1），中心饰以对称怪兽噬马，周缘则以索封闭图案，同样结构的金牌饰见于战国晚期阿鲁财登匈奴墓（图六，7），两件纹饰布局结构相同，其不同之处仅图案中的动物形象而已，后者据简报描述为虎牛咬斗纹[59]，而且图六的3、9两件金牌饰的图案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另外，二者皆系铸造而成。西沟畔M3鸟首形饰为青铜铸成（图六，8），辛庄头M30金质鸟首形饰形制与其近似，后者鸟首后部形态更为夸张（图六，2），西沟畔M3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那么两件鸟首形饰形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归因于时代的差别。辛庄头M30出土的圆形饰、熊首形饰（节约？）以及金盘丝耳环、喇叭形耳坠（图六，4、5、6），皆可在西沟畔M2中找到类似的器物（图六，10、11、12），尤其是熊首形饰件与西沟畔M2所出银虎头（节约）背后皆刻记重文字，字体、记重单位亦皆相近。简报的作者推测银虎头或系赵国所产，而根据同墓出土的刻有“故寺豕虎三”铭文判断所出金牌饰可能来自秦国，并进而推断M2的主人“应是匈奴的某一部落酋长或王，……与秦赵关系密切，很可能是赵强服赵，秦强服秦”[60]。辛庄头M30出土的这组金银器，当系受匈奴系统金银器影响所致，其上所见记重单位，石永士认为代表了燕国的衡制，并对各单位间的换算关系作了推算[61]。
齐东方认为辽宁（指凌源县三官甸子墓）、河北（据其行文应该是指辛庄头M30）等地出土的金牌饰，纹样属匈奴系统草原地区文化风格，形制和制法为中原文化特征，是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融[62]，确如其所言。此类金银器出土于辛庄头M30这样的大型墓中，而不见于一般中型或小型墓，可见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东西，或为燕文化高等级阶层所独有。
林梅村认为辛庄头M30出土的带有对称双马纹的金银饰件，“为研究战国时代吐火罗艺术的东传提供了重要标本”，此种双马纹以及战国晚期半瓦当上一般称之为双龙纹的图案，其“艺术母题可能都渊源于吐火罗人双马神宗教艺术”[63]，可备一说。然细审M30双马纹金银饰件的纹饰内容，并不尽如林文所言，如方形金牌饰的纹饰实系双兽噬马（图六，1），怪兽种属不可考，而马则确为其所食，如果双马为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所崇拜的神使的话[64]，则或不至处于这种地位。就此一点，或难以视之为吐火罗艺术品。
七、燕下都辛庄头M30戈与朝鲜半岛、日本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燕下都辛庄头M30出土一件青铜戈（图七，1），直援无胡，柱脊，脊两侧有直沟槽，有阑，方内短，内上无穿，柱脊近阑处两侧沟槽内各一圆穿[65]。在口隆康对朝鲜青铜文化的分期中曾经提及三件形态相似的戈（图七，2、3、4），图七，2戈属于其分期的三期，年代相当于战国末期到西汉；图七，3、4戈属于四期，年代晚到东汉。而且，据其介绍，图七，3广形戈亦见于日本，并认为这种胡已经退化，且援脊侧有两条直沟槽的戈为朝鲜独自制
作[66]。辛庄头M30戈与春秋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发现的戈截然不同，显然不属于东周燕文化自身的因素，在郭大顺主编的《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67]一书中，亦多次提到了辛庄头戈与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倘若口隆康认为这种戈为朝鲜独自制作的说法成立，那么关于其年代的判断则应该有所提前，否则于理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