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从南越王墓看西汉南越国的医疗观念
作者：王 芳
【摘要】本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药物、药具等文物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了西汉时期南越国的医疗文化观念，认为当时存在着以巫为主、医巫并存的现象，且“巫”对于南越社会的影响更甚于中原；另外一个明显特点是受到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医疗理论的影响，南越国最高统治者也尊崇方术医学。
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疾病形成的原因有着不同的医学理念和解释。1983年广州发现的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墓及其随葬的大批药物、药具，为研究岭南南越国时期的医疗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些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2000多年前南越社会的医疗心理，分析南越王赵信奉的巫术疗法和汉代流行的方术医学，并进一步了解其在中国传统医学及养生理论体系中受到的影响。
一、南越社会的以巫为主、巫医并存现象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件羽人船纹铜提筒，饰有4艘首尾相连的船纹，每船羽人5人，头戴长羽冠，下着羽毛短裙，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尤其是第2艘船上的羽人头戴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从主要人物的活动看，应是杀俘祭神图像（图一）[1]。同属南越国区域的广西罗勃湾1号墓出土的铜鼓也饰有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巫术仪式。还有赵罕见地用15个活人陪葬，据《汉书·赵敬肃王传》，汉律不许杀人殉葬，所以当时中原地区人殉已基本绝迹，仅在个别王侯墓葬有残存，但数量甚少。相比之下，南越国不受汉律约束，这种蒙昧的灵魂信仰更带有较强的原始性[2]。
南越王墓出土的用于占卜的器物有西耳室的两套漆算筹、漆骰，主棺室的象牙筒、象牙算筹，以及放置在墓主头箱内漆木盒中的烧灼过的卜龟甲片。因年代久远，墓室多次进水，朽烂严重，龟甲片相叠压，大部分残碎。龟甲板里面磨平，厚0.1～0.15厘米，磨面用朱色分划出垂直线纹，行距0.7厘米，其中有数片在两条垂直的朱线中间钻孔（图二）[3]，但没有发现其上写有文字。这可能与龟卜方式发展到汉代已不在卜骨上记事，而是写在竹简上的习惯有关。根据李零对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简文所占以身体状况和病情为主，笔者也大胆推测南越王墓中的龟甲片上的卜问内容主要是询问墓主病情的。
古书中“医”字或从巫，并以“巫”“医”连言。如《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管子·权修》：“好用巫
医。”[4]对于远古先民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疾病和死亡。对生存和死亡的忧患，使得古代先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去控制和影响那些让他们蒙受疾患痛苦的“超自然力量”[5]。受认识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限制，他们认为疾病的原因是得罪了鬼神或祖先，是上天示罚，于是便通过巫的活动祛邪除鬼，祓出致病蛊毒，治愈疾患。这样，巫术和医药学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人类医学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医巫混杂不分的现象。《史记》中记载贾谊曰：“无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6]
从殷周至春秋战国，卜医并列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帝王、诸侯贵族，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请巫医治病。巫医在诊断疾病时是采用占卜的方法探求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般采用祭祀、祈祷和巫祝等方法[7]。他们不仅充当部落祭祀大典活动的祭司，而且实际上充任并发挥了社会医师的职责。巫医们大都受过一定的医学相关知识训练，善于汲取和收集民间关于辨别、采集药物的知识和治疗经验，并能针对不同疾病实施法术和药物。这一时期，不存在与巫术相抗衡的科学技术理论，巫术与医术，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春秋末期，秦国医和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其对病因的解释已经突破了巫术医学鬼神致病的病因观。战国时的扁鹊明确把“信巫不信医”列为“六不治”之一[8]。这表明，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医学思想的进步，传统医学的发展已逐步脱离巫术而独立起来，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
但是，存于秦汉之际的南越国，由于五岭天然屏障的阻隔，与中原的交往非常困难，文化和生产发展慢了一步，在整体物质和文化上明显落后于中原。在医疗观念上，也更多地遵循当地部族的宗教习俗，仰赖巫术。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了灼烧过的卜龟甲片，西耳室出土了削用过的羚羊角和放于陶罐中的各类中草药，从中不难看出，南越国时期相当盛行巫术，南越王将己命系于天，占卜度日，同时，不排除使用大量有疗效的中草药，但很可能仅是巫医治病的辅助手段。汉武帝破南越国后，还在甘泉宫增设越巫（辜）[9]，请越巫及使用南越巫术方法来祈福、占卜、祛病、降神。司马迁曾说过：“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可见，南越国时期的越巫的确占有重要位置，“巫”对于南越社会的影响应该更甚于中原。
二、南越国社会的方术医学
方术医学是秦汉医学发展中的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汉书·刘安传》记述，与南越王赵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数千，著有《淮南子》，其中《枕中鸿宫秘苑》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可以见到炼丹术所常用的物品及其性质的记载，如汞、铅、丹砂、曾青、雄黄等。古代文献中把医术名和医家传记入方技传，就与秦汉方士医学的异常活跃有着密切关系。
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系河北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人，处于齐燕方士活动频繁的中心区域，他的想法也一定会受神仙信仰的支配，以“长生成仙为务”，因而方士兼医也是当时南越国医疗观念中的一大特征。
在南越王墓西耳室西侧南墙根的铜铁杵臼和象牙算筹旁，发现了一堆五色药石，包括紫水晶173.5克，硫磺193.4克，雄黄1130克，赭石219.5克，绿松石287.5克（图三）[10]。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五色药石，对研究2000年前中国炼丹术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
西耳室除发现五色药石外，还在药杵臼旁发现了铅丸和覆在器物表层的丹砂。铅丸共528个，分为两堆，一堆与药杵臼并排，旁边是象牙算筹，另一堆放在东侧南墙根。铅丸直径1.8厘米，单个重31.5克。值得注意的是铅丸制作精细，大部分中间有一个小圆孔，但不穿透。它们与主棺室内和弩机同出的作为武器的12枚铅弹丸有着明显的不同，如12枚铅弹的直径为2.9厘米，重124～129克，有纵穿小孔，表面粗糙，氧化较甚，呈灰白色，多已开裂。因此，当年的考古人员和南越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直疑惑这528个小铅丸的具体用途，它与中国古老的炼丹术有关系吗？另外，在主棺室棺椁头端还发现一枚与这528个铅丸在直径、重量上完全一致的小铅丸。据此，笔者大胆推测这批与药杵臼同出的小铅丸很可能是精心炼制的矿物丹药，具体情况可在进一步检验铅丸后再进行讨论。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淳于意为齐王侍医遂诊病的经历。医遂“自炼五石服之”，淳于意的诊断是“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百日之后医遂果然不治而亡[11]。南越国的“死对头”长沙国，毗邻岭南，其丞相夫人——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女尸经化验分析，发现其肝、肾、肌、骨的汞、铅含量均超过正常人的几十倍甚至数百倍，肠道中还有大量含汞物质残留，去世时50岁左右[12]。内服丹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和铅，确有显著的镇静安神、镇逆定喘等作用，使人自觉神清气爽，飘飘乎有遗世独立、遐举飞升之感，所以达官贵人轻信方士的狂言，不但竞相服食炼制的“金丹”，而且化妆品、餐具的朱红涂料、织物染料也多采用汞、铅等有毒化合物，以致服丹致命者竟被视为“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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