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唐代邛窑瓷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作者：王蓓蓓 刘美丽
三、 邛窑瓷器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
分析邛窑瓷器的品类、造型、纹饰，可以看出唐代邛窑瓷器的烧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它们以独特的地方色彩和贴近生活的民俗气息在唐代的制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邛窑瓷器自身的特点，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
第一， 瓷器在日常生活里的普遍使用。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四川地区在东汉时烧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经历了隋代的承上启下时期，到唐代发生了质的飞跃，制瓷工艺有了显著提高，瓷器的使用也大为普及，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邛窑作为四川地区最负盛名的地方性民窑，是“四川地区古瓷窑遗址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窑包最多，产品最精，产品流散最广，烧造时间延续最长”的民间瓷窑[7]。1984年对邛窑的一次发掘就获得遗物数千件，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能有如此巨大的烧瓷量，无非是为了满足同样巨大的需求量，而且邛窑瓷器绝少重器，大多为小巧常见的日用品器型，这也是考虑到其在生活中的具体实用性。
第二， 盎然的生活情趣和鲜明的审美取向。邛窑瓷器的摔跤俑反映了唐代摔跤运动在民间的广泛开展。唐代的社会风习是蓬勃向上的，民间体育健身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开放的民风使得男女老少都可以抛开束缚，自在地投入到有益的各种活动中去。唐代的音乐和舞蹈也比较发达，仅《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载有唐代31家、38部乐舞专著[8]，可见终唐一代的乐舞之盛。邛窑出土了大量乐器，都是民间常用的各式吹奏乐器。姿态美妙的纤腰舞女俑，再现了唐代独舞和软舞的柔婉风致，真是“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9]，邛窑以此舞女作俑，正是民间歌舞娱乐普及的结果。唐时长安街市上有许多专门从事歌舞表演的艺人，而邛窑舞女俑的发现表明当时蜀地也有专门的歌舞艺人。唐代杂技也很盛行，邛窑诙谐可爱的杂技俑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一方面，邛三彩繁富明丽的釉色、开阖纵横的涂抹、充满想象力的绘画，线条流畅，色彩对比强烈，不拘一格，表现了唐人崇尚鲜艳斑斓与富丽堂皇的色彩品味，这是一种极富瑰丽变幻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审美价值观。邛窑瓷器在器型上大胆地吸纳其它艺术成就，柳斗式杯是仿柳条编织纹，高足杯仿金银器，提梁罐口大于底，口沿上的弓形提梁则是仿自木提桶，都很有地方民俗特色。至于独创性地运用“化妆土”来遮蔽瓷胎的瑕疵，更是对艺术完美的无尽追求。总之，唐代邛窑的瓷器向我们展示着一幅唐代蜀地风习与生活的民俗风情画卷，记录了大唐盛世的安富与尊荣，豪华与放纵。
第三，多元文化的融合。首先是观音像、孔子像、天王像同时流传于民间，反映出儒、释、道三教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三教互吸所长以补己短，在逐渐融合的同时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达到了一种较为平衡的态势。其次是对异域文化的吸纳，如前述的三彩妇女水丞，其所着的折领短袖衣明显具有胡服风格，《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10]还有不少充满西域风情的骑骆驼俑，这些皆为大唐与西域各国交往频繁的情况在制瓷业中的反映，《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以来胡客留得长安者或四十余年，有田宅者……凡四千人。”[11]在唐代虽说蜀道难，但既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应该是很繁华的，商业的发展使各种交流频繁，胡商、胡客来到蜀地是极有可能的，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避难于蜀，胡客就更有可能随之流寓于蜀。所以，邛窑瓷器含有异域色彩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对异域文化广采博纳的自信和气魄体现了大唐盛世的兼容大气，使唐代文化显示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巨大的感染力。
第四，崇尚科学创新的进取精神。邛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是省油灯，它以减少油的蒸发为目的，是一种创新型的照明用具。从省油灯的构造来看，唐代的邛窑窑工已对“液体蒸发的速度同温度的高低、液体表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12]的物理学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并灵活地加以运用。据研究，省油灯平均能省油8%～14%，个别可达到20%以上[13]。普通的窑工都能将这些科学原理应用于瓷器烧制的实践中去，唐代社会的科学认知程度与人民大胆创新的智慧水平可想而知。
唐代的邛窑瓷器以其生活化的品类、民俗化的纹饰、多样化的造型、创新性的发明向我们展示了唐代四川地区特有的民情风俗，并且进一步折射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作为杰出的民间工艺品，它的发展并非自娱自乐的自然前进，而是审美价值、实用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因此，唐代邛窑烧瓷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峰，以至于“宋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袭邛窑而来，……不独于蜀文献上有极大之价值，而于吾国瓷学之沿革上，亦有其重要意义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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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6，中华书局，1979年。
［2］清·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3］元·吴莱：《渊颖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
［4］陈丽琼：《邛窑新探》，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中华书局，1979年。
［6］［12］［13］陈德富：《邛窑省油灯研究》，载《 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7］陈显双：《邛崃县古瓷窑遗址调查记》，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同［6］。
［8］［10］《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9］宋·王谠：《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
［11］《资治通鉴》卷232，中华书局，1976年。
［14］罗希成：《唐邛窑奇品》，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一），同［4］。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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