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
作者：杨卫东
三、涿州辽代的佛教邑会
辽朝崇佛之风最盛，而其陪都南京（开泰元年改称燕京）地区尤甚。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地区，以刊造石经名闻天下的云居寺为首，梵宇栉比，伽蓝处处，乎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当时的涿州属辽南京路析津府，由于“畿南首郡，万国襟喉”的特殊地理位置，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随着崇佛风气的愈演愈烈及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多，燕京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会组织，通称为“千人邑”。目前发现的许多佛教刻石中，都有关于这种邑会社团的记载。这种邑社多由寺院僧人或乡、村头面人物组织成立，虽称“千人邑”，其实邑众也许不足千人。至辽代中晚期，在大的邑会组织下往往设有分支邑社，这些小的邑社多以村、里为组织范围进行佛事活动。邑社名目众多，多以佛教词语定名，如弥佗邑、弥勒邑、诞圣邑、供塔邑、灯邑等，如塔记所述永乐一村便成立过嬴钹、念佛、螺钹三个邑会组织。这些邑会设有邑首、邑长、邑正、邑录等邑会头目，而参加邑会的信徒们则称邑众或邑子。邑会信徒们大都是溺佛甚深者，如永乐村诸邑会，自己出资出力，举办圆寂道场，甚至建塔建寺，祖孙承袭，父子相继，竟成一代风气。
其实这种民间佛教邑会的出现并不始于辽代，早在北魏时期，有一种叫作“邑义”的佛教基层组织，便与辽代的“千人邑”很相似。《续高僧传·释法贞传》卷6曾记载过一个以研究《成实论》而组织起来的邑义：“（释法贞）善成实论，涂得其趣，备讲之业，卓标奇。在于伊洛，无所推下，与僧建齐名，时人目建为文句无前，目贞为入微独步。贞乃与建为义会之友，道俗斯附，听众千人，随得亲施造像千躯，分布供养。”北魏时的邑义组织中也有许多人事设置，如邑师是在民间传教的僧侣，邑主是邑义中的负责人，维那是邑义中的干事，邑子是邑义中的一般成员。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始建于何时，不见于史籍，石刻文献中，最早有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之碑》首记其事。此碑刊立于辽应历十五年（965年），碑阳刻“邑人”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阴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斯，贮于库司，补兹寺缺。”[1]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意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的最直接的记述。
另有应历五年（955年）刊制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其题名中有邑录、邑人及女邑近百人。此幢发现于今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内。长沟镇辽代隶涿州范阳县，称西北乡[2]，由此可知，当时的这种佛教邑会已遍布燕南乡、村。
原立于涿州城北隅云居寺塔侧的《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3]碑文，则记述了乾统十年（1110年）九月，涿州城“灯邑高文用等与众誓志，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于塔上，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阙焉”。又记“供塔邑僧义咸等，于佛诞之辰，炉香盘食，以供其所”。据上引可知，名称不同的邑会奉祀佛祖的形式也不同，如灯邑以燃灯不息为奉，而供塔邑则于佛诞日以炉香盘食为供。
这种民间社团形式的佛教邑会在辽代末年最为兴盛，而经过了辽末兵革和宋、金对峙燕京的动乱，有金一代渐趋式微。就目前所知，仅有金初天会年间的《智度寺邑人供塔碑》曾记有邑人助资供塔之事。此碑现已佚，清光绪间尚存，光绪《顺天府志》有著录，谓其刊于天会十年（1132年）六月二十日，立于涿州智度寺[4]。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谓其：“碑载涿州城东北智度寺中有塔，为如来具体之一。郡人周永逸、杨遵式倡众兴供佛塔，当四月八日如来降生之日，其事最侈，陈因以刻石前列，乡人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李端谋撰，同泰寺沙门法书。后列邑长彰信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知涿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宁獬……”据此可知，金代初年承辽末之余绪，这种佛教邑会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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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迎红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5页。
［2］伊葆力等：《京畿古镇长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天祚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4］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三》。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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