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
作者：杨卫东
此幢的幢身首面竖刻“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确表示建幢纪事是为祝延国祚和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为刊印和赎买藏经一事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倡导的。“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辽史·道宗纪二》载：“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皇帝。”对照史籍，幢记中道宗的尊号为“广智”2字，又“聪仁”在《辽史》中作“总仁”。这些都可以相互对照，以订史之误。
在道宗一朝的幢类刻石中，这类额题“奉为天皇帝……”的经幢比较多见。如上文提到的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昌平龙泉寺《舍利塔记》及现存涿州市华阳公园内的歧沟村经幢，均题有“奉为天皇帝”的字样。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因为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982～1101年）是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佛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在我国佛教史上，由于帝王扶持倡导而法事大兴者虽不乏其例，但尤以辽代为甚。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镜以统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觉皇佛主的皇帝。据文献记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绪曾临幸燕京延寿寺和延洪寺礼佛；统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寿寺并饭僧；统和十五年（997年），再次临幸延寿寺。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记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悯忠寺、延寿寺、三学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仅与其列祖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相关文献记载，道宗通晓梵文，深究佛理，据传他尤善佛教华严宗之教理，对佛教其它宗派的学说亦通二三。因而辽道宗在位的45年间，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扬，各佛教宗派于辽国流行之盛，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当时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赞辽道宗佛学修养之深：陛下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在这溢美之辞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谙华严之学，并为华严之教亲制赞文。事实上，辽道宗的确对华严之学颇有研究，他曾著有《华严随品赞》、《华严经赞》和《华严经五颂》等文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无疑与这位佞佛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四、《新赎大藏经幢》的文献价值
此幢记的文字虽然较多，但去掉题名、免税田亩明细、界至及经文，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68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前段文字中的范阳，是辽代涿州的倚郭县，辖域约略与今河北省涿州市相当。歧沟关，遗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是唐、宋时期幽州西南的重要关隘。歧沟，地方文献中又写作祁沟或奇沟。这里唐末设关，辽金时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个较大邑落，元初改名歧沟镇，清中期又名歧沟村。天王院是辽金时期涿州域内的一座著名寺院（这一点可以从该寺院僧众能够有财力赎购大藏经及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出来）。如今这座寺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历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现存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的歧沟经幢就发现于歧沟村，其上有辽、金两代天王院僧人的题记。据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应该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刹。
“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这里的“净财”，即干净的钱，佛教认为施助佛事的钱为“净财”。“杂宝大藏经”疑为指大藏经中的一部分。藏经中有《杂宝藏经》，北魏时吉迦夜译，内容是举王子以肉济父母百二十一条之因缘，劝人作福与持戒。但此经仅十卷，恐非幢记中所言赎购的“杂宝大藏经”。近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目录里，有《大乘杂宝藏经及唱词合册》一目，卷帙亦不甚众，恐怕也不是幢记所言的“杂宝大藏经”。另佛教有“杂藏”一语，指佛祖示寂后，佛教经典的结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别。《分别功德论一》谓：“杂藏者，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所说，或诸天颂，或说宿缘三阿僧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故此推测，当时天王院僧众所赎的“杂宝大藏经”即是合而言之为五藏的“杂藏”。
幢记中的另一段“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语句欠通，易使人产生歧义多解。第一种解法是将“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归为上文题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时间就应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过，此句另起一行，与“大通田……”相连做一行刻，这种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结尾。而且，如将此句析出归上文，则下文“四年六月七日”则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无起始之时限，则后面的“四年六月七日”便因无从止迄而费解。因此，笔者将其连读为一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大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
此外，免税优惠的“大通田”一词也难确解。查《辽史·食货志》，其载辽代有公田、私田与闲田三制，而无“大通田”之制。据幢记中所列“大通田”的明细、数量，均在天王院周边，推测均为该院田产，即近代所谓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许当时曾称之为“大通田”。按照幢记所列，天王院彼时享有免税优惠的大通田计有591亩，估计这些只是其拥有农田的一部分。
依据此幢所记可以推知，辽朝统治者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减免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赎”其实是买的另一种说法，“赎”在这里谓“赎生”，原意是用钱买生物来放生，也是佛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寺院出钱购置大藏经不说买而说“赎”，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用语——笔者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无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还应该提到的是，记文末尾“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误。这10个字本是记文的首题，应按序单列一行顶格排在“大辽国涿州……”之前，但不知为什么却刻在了捐资僧人题名之后，与“咸雍二年……”挤在一行，且字形甚小，书写潦草。
清末叶昌炽认为：“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8]此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以此幢书法而言，也并非刻薄之评。不过，这件辽代刻石的书写与撰文虽然粗劣，却因为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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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卢迎红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3］［4］［6］引自释成宽：《〈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中华佛学学报》1991年4期。
［8］清·叶昌炽：《语石》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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